关于物品与劳务货币价格的研究构成引起经济理论发展的反思的历史出发点。首先为这种研究开辟成功之路的是观察到货币“仅仅”起一种中介作用，而且，通过其中介，物品与劳务最终是与物品和劳务交换。这种发现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直接交换理论（它运用所有交换行动都是在没有任何媒介干预下进行的这一虚构）应该在逻辑上先于货币与信贷理论，即靠货币的手段实现的间接交换的理论。
当认识到人们之间的交换行动与个人没有进入社会范围只是自己家里的行动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时，还进一步揭示了一些可能性。因此，物品一一甚至生产过程中的物品一一的配置是一种变换，从而也可以根据孤立的农民的行为来理解经济行动的基本规律。这样，就为第一次正确表述并满意地解决“经济的”行动与“非经济的”行动的界限问题奠定了基础。
以前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每种方法都必定使该问题的解决更为困难。古典经济学没有成功地克服明显的价值悖论所提出的困难。它不得不根据交换价值并从商人的行动出发来构建其价值和价格形成理论，因为它不能把自己体系的基础建立在边际消费者评价的基础之上。商人的特殊行为是为了实现货币利润的最大化。由于古典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作为经济行为的本质，因此，他们不得不区分“经济的”与“非经济的”行动。一旦转向主观价值论，这种区分由于与整个体系的基本思想不一致，所以，只能证明在总体上是无用的，而且实际上简直是荒谬的。当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证明了以行动者的动机和当前目标的术语来表述时“经济的”与“非经济的”之间的区分是不能成立的，那么，试图把它建立在行动目标之间的差别上结局也不会更好。外部世界的物质东西不仅与这一类的其他东西进行交换，它们也与其他“非物质的”东西，例如荣誉、名望和赏识相交换。如果希望从“经济的”领域中取消这些行动，那么，新的困难就产生了，因为大量物质产品交换的行动仅仅被交易的一方或双方作为达到这种“非物质”满足的预备手段。然而，每一次在这里做出鲜明区分的尝试都必然导致无聊的学究式讨论，这种讨论使自己陷入了内在矛盾中一一例如古典经济学家的继承者们为相关的努力划定“物品”与“生产率”概念的界限所作的讨论。但是，即使希望完全忽略这个问题，也不能忽视这一事实：人类行动表现出一种不可分的同质性，而且，涉及物质产品与非物质产品交换的行动与只涉及物质产品交换的行动并没有什么显著差别。
从主观价值论中得出的两个命题使得老一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经济”与“非经济”之间的准确划分看来是不切实际的。第一，存在这样一种认识：经济原则是所有理性行动的基本原则，而不仅是一定的一种理性行动的特征。因此，所有理性行动都是一种经济化的行动。第二，存在这样一种认识：每一个有意识的，也即有意义的行动都是理性的。只有行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价值或目的——是、而且确实总是、并且毫无例外地必定是超出理性的。把“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与“客观上可行的”和“客观上不可行的”等同起来不再与主观主义相容。不能再允许把“正确的”行动作为“理性的”与“不正确的”行动对立起来，这种“不正确”的行动由于误解、无知、或疏忽大意而没有使用为达到所寻求的目的而可得到的最好手段。从此以后，也不能把考虑到荣誉、虔诚或政治目标之类价值的行动称为非理性的。马克斯·韦伯根据这种区分来把理性行动与其他行动分隔开来的尝试是这种尝试中的最后一个，它是注定必然要失败的。
但是，如果所有有意识的行为都是一种理性经济化的行动，那么，就必须能揭示出在每一个行动中、甚至在流行的用法上被称为“非经济的”行动中包含的基本经济范畴。而且，事实上要指出每一种可设想的人的——即有意识的——行动中的交易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物品、交换、价格和成本，并不困难。不仅是伦理科学表明了这一点，而且，甚至日常生活的普通用法也给了我们它的恰当的证明例如，只要考虑一下，在习惯上称为科学的领域之外，如何使用那些把这些范畴当作它们的特殊名称的术语和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