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哲学思想史饱受折磨的最讨厌的误解涉及“快乐”和“痛苦”这两个词。这些误解也被带入了社会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并也在那里引起了伤害。
在引入这一对概念之前，伦理学是关于应该怎样的学说。伦理学力图确定人应该接受的目标。人通过做事和不做事的行动来寻求满足的认识开辟了可以通往人类行动科学的惟一道路。如果伊壁鸠鲁把arapa&ia（意义为“快乐”——校注）作为行动的最终月标，我们就可以在其中看到（如果我们希望的话）完全满足的和摆脱了人的行动想达到而从来不能达到的愿望的自由的状态。原始唯物主义思想力图把它限定在天国和桃花源的梦幻中。当然，实际上由于伊壁鸠鲁的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是否可以把这种构想加到他的话上仍然是不确定的。
当一个人想曲解享乐主义和幸福论的思想时，就在最狭隘的和粗俗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快乐和痛苦的概念；如果没有伊壁鸠鲁及其学派的缺点，无疑根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享乐主义和幸福论不仅被曲解，而且还被有意地错误解释、讽刺、嘲笑和挖苦。直至17世纪时才又开始出现对伊壁鸠鲁学说的赞赏。在这种学说所提供的基础之上产生了现代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本身很快就不得不重新与它的反对者方面的同样的歪曲作斗争，而它的先驱者就曾遇到过。享乐主义、幸福论和功利主义受到谴责，并被认为是不合法的，而且，谁想不希望承受使整个世界成为他的敌人的风险，他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力图避开他倾向于这些异端邪说的嫌疑。如果想理解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极为痛苦地否认自己学说与功利主义学说的联系，就应该记住这一点。
甚至庞巴维克也认为，他不得不保卫自己免受享乐主义的指责。这种辩护的中心在于他声明，他在最初解释他的价值论时已经明确要求注意他在最广义上使用“幸福”一词，在最广义上幸福“不仅包括主体的自我中心的利益，而且包括在他看来值得争取的每一件事”。庞巴维克在说这些话时没有看到，他采用了与幸福论的快乐与痛苦基本概念特点同样的纯粹形式的观点——把快乐与痛苦看做对内容无关紧要——这是所有进步的功利主义者坚持的观点。这只需要比较一下从庞巴维克著作中引用的话和下面雅可比的陈述：
我们最初想要或希望得到一个东西并不是因为它合意或好，但我们称它合意或好是因为我们想要和希望得到它；而且，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或超越感官的本性要求这样。因此，在欲望的本能即在原来的意愿和希望本身之外，不存在承认什么是好和什么是值得的基础。
我们不需要进一步深入涉及这一事实：每一种伦理，无论它乍一看可能显得是多严厉的幸福论反对者，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暗中把幸福的观念偷偷用于它的体系中。正如庞巴维克所指明的，这一情况与“伦理的”经济学没有差别。快乐与痛苦的概念并不包括与被当作目的的东西的内容的关系，这确实应当很少可以被误解的了。
一旦确认了这一事实，就去除了由“伦理”经济学和相关学派提出的异议的基础。可能会有一些人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人的目的，但只要存在人——这就是说，只要他们不仅仅是像动物一样吃草或像植物一样生长，而是因为他们追求达到目标而行动——他们就必定总是服从行动的逻辑，对它的研究就是我们这门科学的任务。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是普遍地人类的，而且不受民族的限制，与特定时间无关，或者不依附于任何一个社会阶段。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在逻辑上先于所有历史的和描述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