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确定的物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是较近或遥远过去的一个既定时刻这些物品和劳务与货币进行交换的比率。这些比率总是过去的，它们总是属于历史。它们所对应的市场状况不是现在的市场状况。
经济计算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市场价格是因为一般来说，它们不会变动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这样的计算被它们根本扭曲。而且，还可以用非常接近于以后实际发生的东西来评估一定的背离和变动，因此虽然货币计算有所有这些缺陷，行动——或“实践”仍然能够相当好地处理货币计算。
然而，不可能足够强烈地强调的是：这种实践总是那些想发现自己的特殊行动的结果（在不超出狭义经济的范围的限度内）的行动着的个人的实践。它总发生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框架之内。这是企业家的获利性计算，它绝不能成为更多的东西。
因此，想把这种计算的组成部分运用到个别行动者面临的问题之外的问题上是荒谬的。不能把这些计算的组成部分扩大到res extra commercium。也不能企图利用它们来包含比狭义经济的领域更多的东西。然面，这正是那样一些人尝试做的，这些人着手确定人的生命、社会制度、国民财富、文化观念等等的货币价值，或者从事高度复杂的研究来决定如何可以用“我们的货币”表示较近的——更不用提遥远的——过去的交换比率。
当一个人企图将一种行动的生产率与其盈利性相对比时，依靠货币计算也同样是荒谬的。在比较行动的盈利性和生产率时，人们将就像对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内行动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结果与像对一个假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央指导者所表现出来的结果相比较（为了论证起见我们可以忽略他完全不能进行这种计算这一事实）。
当努力把计算对准所谓的“社会利润最大化”问题时，概念上的混乱达到了极点。在这里为了超越“个人主义的”和“原子主义的”结果而达到“社会的”结果而有意放弃了与个人盈利性计算的联系。而且，又没能看到，而且也不会看到，计算体系与个人盈利性的计算是不可分割的。
货币计算不是价值的计算，而且更肯定不是价值的测量。它的基础是更重要和更不重要的比较，它是一种根据序列而作的排序，一种划等级的行动（Cuhel），而不是一种测量的行动。寻找物品价值的衡量标准是一个错误。归根结底，经济计算并不依靠价值的测量，而是依靠它们在等级次序中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