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讨论过人们在价值判断和终极目的的选择上存在分歧，需要强调的是，许多被认为属于价值观上的冲突实际上是由选择达到某目的的最佳手段上的分歧造成的，冲突各方在目的上其实是一致的。关于这些手段是否适宜的问题需要通过存在命题而不是价值判断来解决。解决这一问题是应用科学的主要任务。
因此在处理人类行为分歧的时候，必须弄清楚这种分歧是缘自目的的选择还是手段的选择。通常要做到这点是很难的。因为相同的事物，对有的人来讲是目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又会是手段。
除了少数几个基本上可以被忽略的坚持持隐士观念的人之外，所有人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是达到个人目标的首要条件。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人们进行政治讨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所有现代人人种在精神和智力上的统一性也在以下事实中得到了反证——绝大多数人把社会合作这件事情视作满足每个生命的生理需求、保存个人生命和健康以及繁衍种族的最佳手段。
社会合作的事实几乎被所有的人接受，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现象。如果采用这种方式表达并断言有意识的协作符合人类的本性，那么也意味着理性是人的特征，由此我们又能认识到那个生成与发展的普适首要原则，即多样化和一体化，并且有意识的应用这个原则改进人们的处境。不过，人们不能把一个生物种内个体的合作也视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对于生物的每一个种来说，维持生命的手段都是有限的。因此生物竞争在所有的物种中都普遍存在，在关键的“利益”上存在有不可调和的冲突。现在的生物中只有一部分能够幸存。由于同种生物中的一些成员攫夺了另一部分成员的生存手段，使得一部分生物在生存竞争中消失掉了。持续的生存竞争在每一个物种内的成员之间发生，这正是因为它们属于相同的种，彼此必须为同一种生存和繁衍的稀缺资源而竞争。只有人类通过理性以社会合作替代了生物竞争。当然，使得社会合作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在劳动分工和任务专门化原则下能取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不过，必须揭示这个原则，理解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并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一种生存竞争的手段加以利用。
社会合作的基本事实一直被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及其批评者们曲解。前者认为人类之间的战争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任何试图维持国家之间长久和平的尝试都是违背自然的。后者反驳说，生存斗争不是同种动物成员之间的，而是不同种类动物成员之间的。一般来讲，老虎不攻击其它的老虎，而是采取最省力的方法，攻击弱小动物。所以，他们总结说，人类之间的战争，因为是相同种类成员之间的，所以是反自然的。
这两派都误解了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的概念。生存竞争并不仅仅指战争和打斗。它隐含着生命在所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继续存活的顽强欲望。在生存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生存竞争在所有的生命个体之间存在，无论是否同种，只要是依靠相同的食物生存的生物之间都会发生生存竞争。老虎之间是否彼此相斗并不重要。一种动物的每一个个体成为其它个体的死敌，其原因仅仅是它们为了获取足够食物而成了生死对头。在群居迁移的动物中，同一个冢内的蚂蚁、同一群蜜蜂、同一对父母孵出的雏鸟以及同一棵树上同熟的种子也存在这种无情的敌对关系。只有人类能通过有意识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这个规律的影响。只要有社会合作并且人口也没有超出最佳数量，生存竞争就会暂时停止下来。因此，在处理人类社会问题的时候参考动物和植物的规律是不恰当的。
然而，人们在社会合作上的共识并没有导致在一切人际关系上的共识，在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把社会合作视为实现所有人目的（无论什么目的）最重要手段的同时，大家对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社会合作最易于达到目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社会合作这两个问题存有分歧。
那些我们称之为和谐主义者的人，把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李嘉图的协作定律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之上。同他们的批评者所持的观点不同，和谐主义者并不认为所有人在生理上是平等的。他们充分考虑了先天的生理差异在不同种族的人以及同种族的个体之间广泛存在这一事实。李嘉图的定律表明，合作在劳动分工的原则下对所有参加者都有利。对每个人来说，与其他人合作都是有益的，即便与他合作的其他人在许多方面——智力和体能、技巧、勤奋以及道德品质上都不如他。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可以推导出，在一定的资本货物以及如何最佳利用自然资源的知识供给下存在一个最佳的人口规模，只要人口还没有超过这个规模，新增加的人口只会改善而不是破坏现有人们的合作情况。
在反和谐主义者的理论中，必须区分出在各种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学派中的两种不同的推理路线。一种认为在各种群体之间，例如国家或种族之间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对抗。在反和谐主义者看来，只有群体内部成员之间才存在利益共同体。每个群体和每个群体成员与其他群体及其单个成员之间在利益上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不同群体之间“自然”会有无休止的战争。各群体之间的自然的战争状态有时会因休战而中断，但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和平。有时在战争中也会有一个群体和另一些群体的合作，这种同盟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长久看来，它们并不影响各种利益之间的自然冲突。在与同盟集团合作击败一些敌对集团之后，联盟中的优势群体会转而攻击先前的盟友，消灭它们并建立起自己的世界霸权。
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第二种教条被它的支持者认为是从第一种教条推导出的一个合理结论。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环境陷于永远无可调和的冲突之中，首先是不同群体之间彼此争斗，然后，当主要群体取得最终胜利之后，在它与被奴役的其他人群之间会有持续的斗争。因此这个至高的精英群体必须随时准备战斗。首先是击败敌对群体，然后再镇压奴隶们的反抗。永久的备战状态要求把社会按照军队的方式组织起来。军队不是旨在为国家服务的工具；而是社会合作的最重要部分，其它社会制度处于它的从属地位。个人不是一个共同体的公民；他们是武装力量的士兵，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最高指挥官的命令。他们不享受公民权利，只承担军事义务。
因此，即使绝大多数人把社会合作视作满足一切目的的最重要手段，这一事实也没有为人们达成关于目的或手段的广泛共识提供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