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学论述的是个人的行为；至于人的合作，则是它后来在探索和研究的道路上进一步达到的认识。社会行为，譬如，人的合作行为，是当成包罗更广泛的人的行为概念中的一个特例来论述的。
行为学所持的个人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一向遭到各种玄学门派的激烈批评，被污蔑为“唯名论”（nominalism）的谬论。批评者说，“个人”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真实存在的人，必然总是某个社会整体的一个成员；不可能想象有什么样的人，会和人群分离与社会没有联系。人之为人，是社会演化的产物。人最为突出的特征——理智，只可能出现在社会相互关系的架构中。人的思想无不倚赖语言所提供的那些概念和观念，而语言显然就是一个社会现象。人，总是某个集体的成员，正如在逻辑上和时序上，整体都先于它的成分或成员。所以，批评者认为，对个人的研究，也应排在对社会集体的研究之后。科学要论述人的问题，唯一适当的是全体主义（universalism）或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方法。
可是，有关整体或其成分在逻辑上谁先谁后的争议，其实毫无意义。逻辑上，整体和其成分是两个关联词；既然是逻辑的概念，它们两者都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同样不适当的，是前述批评者牵扯中古世纪繁琐哲学所谓实在论（realism）与唯名论的争议。在人的行为世界里，没人争辩，社会是否确实存在；也没人敢否认，国家、自治州、市政府、政党、宗教团体等，是影响人间世事发展的真实因素。行为学虽持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但不只绝不争辩这些集合体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描述与分析它们的生成、消失、结构变化与操作，是行为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它并且还选用了唯一可以满意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首先必须认清，所有行为都是由个人完成的。集合体始终是透过一个或若干人的媒介来操作的，集合体作为个人行为的二次源（secondary source），和这些人的行为发生关系。某个行为的性质，取决于行为人和所有受到该行为影响的人对该行为有什么意义的认定。这样的意义，可能认定某个行为是个人的行为，而另一个行为则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市政府的行为。处决犯人的，是刑场的刽子手，不是国家；而从刽子手的行为中，认出它是国家行为的，则是相关人等所了解、认定的意义。又譬如，一群武装人员占领某个地方。也是相关人等所了解的意义，把这占领行为归属于他们的国家，而不归属于执行占领行动的军官和士兵。如果我们仔细考查相关个人所完成的各个行为的意义，我们就必然会了解关于集合体行为的一切。因为社会集合体不存在于其个别成员的行为之外。一个集合体的生命，是活在构成该集合体的那些个人的行为中。无法想象，有什么社会集合体不是倚赖某些个人的行为在发挥作用。一个社会集合体的真实性，就在于它能指挥某些个人释放一定的行为。所以，认识集合体的途径，唯有透过个人的行为分析。
人，作为一个能思想与行为的生物，在脱离他的前人类状态而成为人的时候，便已经是一个社会性的生物。理智、语言与合作的演化，是同一个过程的结果；它们是不可分割、必然联结在一起的。但是，这个过程发生在个人身上，也完全表现在个人行为的变化上。这个过程，除了发生在个人身上，没发生在其他实体上。除了个人的行为，没有别的社会基础。
只有在某些个人的行为上，才可能看出有国家、有自治州、有教会，乃至有分工下的社会合作。绝不曾有人看出有个国家，却没看出它的国民。就此一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社会集合体是透过某些个人的行为而显现的。这不是说，个人在时序上先于集合体存在，而是说，某些个人的特定行为构成了特定集合体。
至于一个集合体是否只是其成分的简单加总或是涵盖更多，则毋须争论；同样毋须争论的是，集合体是否为自成一类的实体，是否有它的意志、计划、目的和行为，乃至有一独特的“灵魂”。这种掉书袋子的争论是没有用的。某个集合体就是某些个人的行为中的一个特别面向，因此是影响事态发展的一个真实的存在。
人只有在幻想中，才会以为集合体的形象可以想象出来。集合体是绝不可能被看见的；对于集合体的认识，总是要先了解某些行为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有什么意义之后，才可能达到。我们能看见一大群人，至于这一群人究竟只是一个单纯的聚会或是一群（现代心理学所谓没有个性的）乌合之众或是有组织的团体或是什么其它种类的社会集合体，则只有在了解这群人心中认为他们来到现场的意义后，才答得出来。而这里所谓的意义，总是每个人自己认为的意义。要认识社会团体，靠的不是我们的感觉，而是我们的了解，这是一个心智过程。
那些主张要从集体着手研究人的行为的人，会碰到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那就是，事实上，一个人——最原始部落里的人除外，能同时属于、而且实际上也分属于许多不同的集合体。许多社会团体同时并存、而且相互对立所引起的问题，只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才能解决。
我和我们
“自我”指个别的行为者自身。“自我”无疑是给定的存在，是不可能被任何推论或狡辩分解掉或变不见的。
“我们”这个词，指的永远都是把两个以上的“自我”加在一起而成的东西。如果某人说“我”，毋须追问便可确定它的意义。至于“你”的意义，同样毋须追问，而只要确切指明代表何人，“他”的意义也同样毋须追问。但是，如果某人说“我们”，那就需要更多的讯息，才能确定包含在“我们”这个代名词里的“自我”究竟是哪些人。说“我们”的，总是一个、一个的人；即便他们齐声说“我们”，这个词仍然是一个、一个的人说的话。
“我们”不能行为，除非其中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而行为。“我们”当中这些人，或者能全体一致地行为；或者当中某个人可以代表他们全体而行为。在某个人代表全体行为的场合，行为人以外的那些人的合作，在于他们促成某种情况，让该个人的行为对他们来说也同样有效。所谓社会实体的官员代表全体行为，是只就这个意义来说的；也就是，该集合体的个别成员，或者促成或者允许该代表人的行为也关系到他们。
现代心理学企图分解“自我”，或想要拆穿、说“自我”是个幻觉；这种努力是没意义的。行为学的“自我”是无可置疑的，不管一个人过去是什么，也不管他将来可能变成什么，在选择与行为的当下，他就是一个“自我”。
必须分辨光荣的多数和逻辑的多数（以及纯礼仪的庄严的多数）。如果某个从未尝试溜冰的加拿大人说：“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冰上曲棍球球员！”或某个意大利莽汉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画家！”没人会受骗上当。但是，当涉及政治和经济问题时，光荣的多数往往演变成帝权的多数，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让某些影响国际经济政策的学说更容易让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