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理功能与生命表征，如果当作手段使用，就称为劳动。人体潜在能量与生命机能的展现，如果只是该能量的自发释放与该机能的单纯运转或只是在人的维生系统的生物性圆满操作中发挥生理作用，而没被该能量与机能表征为存在的本人用作手段，以达成某些外在的目的，那么，人体潜能与生机的展现就不是劳动，而只是生命罢了。说某人在工作，意思是说，他使用自己的各种力量与能力作为手段，以去除他所感觉到的不适；也就是说，他有所意图地利用自己的生命力，而非放任自身各种能量与神经紧张自发性地释放。劳动是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
每一个人都只拥有一定数量的精力可以支用，而每一单位的劳动也只能产生某一有限的效果。如果不是这样，人的劳动供应将是充裕的，而不是缺稀的，将不会被视为去除不适感的手段，不会被当作手段、节约利用。
假设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劳动所以被节约利用，完全是因为可供使用的劳动数量，不足以达成所有能以它作为手段来达成的目标，那么，可供使用的劳动供应量，将等于所有人加起来能支用的全部劳动量。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将渴望工作，直到完全耗尽最后一滴工作能量。除了重建和恢复先前工作所耗尽的工作能量所需的时间之外，所有时间都将完全奉献给工作。全部的工作能量中，凡是没用于工作的部分都将被视为损失；因为每个人藉由更多的工作，都可增进自己的幸福。凡是可供利用的工作潜能留下来、没利用的部分，都将被看成是一部分幸福的净损；因为没有在其它方面增加任何对应的幸福作为补偿。人们将不知道有懒惰这个念头。没有人会这样想：我能做这个、做那个；但是都不值得做、都不划算；我宁可享受闲暇。每个人都将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能量，视同他急于想要完全利用的某种生产要素供应量；哪怕只是增进一丝丝幸福的机会，他也会认为是从事更多工作的充分诱因，除非当时存在更有利的选项，可以使用所涉及的劳动量。
然而，在实际世界里，情况却不一样。行为人认为劳动的支用是痛苦的，不工作是比工作更令人满意的状态；如果其它情况保持不变，人们会偏好闲暇甚于辛勤工作。只有在人们认为劳动报酬的价值高于闲暇缩减所导致的满意度下降时，才会去工作。因为工作产生负效用。
心理学和生理学可以尝试去解释：工作为什么产生负效用。行为学毋须追究其他科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努力能否成功。人们渴望享受闲暇，所以他们在看待自身可以产生某些效果的能量时所怀有的情感，不同于看待其他物质类要素的生产能量时所怀有的情感。这个事实对行为学来说，是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最终给定。每个人在考虑自身劳动的某个支用目的时，不仅会研究有无别的、更可取的目的可以支用考虑中的劳动量，同时也会研究避免再支用自身任何劳动是否更为可取。同样的事实还能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述。我们可以把获得闲暇视为一个有意的行为目的，或者说，闲暇是第一顺位的经济财（消费财）；因而在使用“闲暇”这个有些微妙的术语时，必须从边际效用的角度，将闲暇和其它任何消费财等量齐观。我们必须推论说，第一个单位的闲暇，满足了一个比第二个单位闲暇所满足的更为迫切感觉到的欲望；而第二个单位又满足一个比第三个单位更为迫切的欲望，依此类推。把这个命题反过来说，我们得到的陈述如下：当支用的劳动量增加时，工作者感觉到的劳动负效用以相对更高的比例增加。
然而，当支用的劳动量增加时，劳动的负效用是否按同一或更高比例增加，行为学倒是毋须追究。（至于对生理学和心理学来说，这个问题是否重要，以及该等科学能否予以阐明，我们可以不用理会。）反正工作者总会在某个时候丢下工作，因为那时，他不再认为，继续工作的效用足以补偿额外支用劳动的负效用。在形成这个判断时，他考虑到后续的每单位工作时间和先前的每单位工作时间有相同数量的产品，如果忽略愈来愈疲乏所导致的产量递减；但是，随着完成的劳动、产出的产品总量递增，每单位产品的效用相应递减；亦即，先前每单位工作时间的产品所供应、满足的需要，比后续要完成的工作产品所供应、满足的需要更为重要。满足后来这些重要性下降的需要，行为人也许不认为是继续做更多工作的充分诱因，即使供应该等需要的满足仅需相同数量的实质产品。
所以，就此处的行为学论述来说，劳动负效用的增加，是否和劳动总支用量的增加成正比，或者劳动负效用增加的幅度大于工作时间增加的幅度，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反正，在其它情况相同下，当全部工作潜能中已支用的部分愈来愈多时，再支用剩余潜能于后续工作的意愿就会变得愈来愈低。工作意愿下降的速度是否递增或递减，始终是有待实际经济数据确定的问题，而不是牵涉到一般行为根本性质的问题。
劳动被认为有负效用，可以解释：在人类历史中，伴随着科技进步和愈来愈丰富的资本供应，导致劳动实质生产力逐步上升，为什么大体上出现工作时间缩短的趋势。和较不文明的祖先相比，文明人可以更丰富享有的各种生活便利当中，有一项就是更多的闲暇。就这个意思而言，我们也就能回答哲学家和慈善家常常提出的一个问题：经济进步是否让人更幸福？与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实际劳动生产力相比，过去的劳动生产力既然较低，人们势必被迫工作更长时间，或者放弃许多生活的便利。在确立这个事实的时候，经济学家并没说：达到幸福的唯一手段，是享受更多物质面的舒适、活得更奢华或享有更多闲暇；而只是承认这个事实：人们对于所有本身认为需要的事物，现在可以供应得更好。
至于人们偏好某一满足自己更多的事物，甚于另一满足自己较少的事物，以及人们根据各个事物的边际效用，来判断事物的价值；等等基本的行为学认知，并不会因为此处新增了一个关于劳动负效用的陈述，而需要更正或补充。前述这些基本的行为学认知，已经隐含如下的陈述：只有在劳动的收获比闲暇的享受更迫切可取时，人们对劳动的偏好才会甚于闲暇。
劳动这种生产要素，在我们世界所占据的那个独特位置，是由于它具备一个称作非特殊性的特征。所有自然给定的初级生产要素——亦即，所有可以被人用来增进生活幸福的那些自然事物和力量——都各具特殊的能力和长处，它们比较适合用来达成某些目的、比较不适合用来达成其它一些目的，而完全不适合用来达成其余所有目的。但是，对于所有想得到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模式来说，人的劳动，不仅适合用来执行它们，而且还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论述人的劳动，就其真实的意义而言，是不容许一概而论的。没注意到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工作能力都是彼此不同，是一个根本的错误。其实个人能执行的工作，对某些目的比较合适、对其它一些目的比较不合适，对其余所有目的则完全不合适。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缺失，在于不够重视上述这个事实；古典经济学者在建构古典的价值、价格和工资理论时，没考虑到这个事实。人们节约利用的对象不是一般劳动，而是一些特定种类的劳动供应。工资支付的对象，不是被用掉的劳动，而是劳动的成就；不同人的劳动成就，在数量和质量上是千差万别的。生产每一种特定产品，都需要雇用能完成特定种类劳动的工人。对于古典学者没考虑到这个事实，有些人还荒谬地提出所谓“事实”的辩解；他们说，事实上，劳动的需求和供给，主要是关于每个健康的人都能执行的那种非技术性的普通劳动，至于技术性的劳动，亦即，一些需具备先天才能，和经过特殊训练的人们才能执行的那种劳动，大体上都是一种例外。此处毋须研究，在遥远的过去或原始的部落社会里，人们先天的与后天学得的工作能力彼此不相等，是不是节约利用劳动的主要考虑因素。在论述文明人的处境时，是不容许忽略人们完成的劳动质量是有所差别的。不同人所能完成的工作质量不同，不仅因为他们天生不相同，也因为个人在人生过程中，各自学得的技巧和经验，使得他们的工作能量更加不同。
我们在讲到人的劳动的非特殊性时，当然不是意谓：所有人的劳动都是同一性质的。我们想要确认的，毋宁是这个事实：生产不同商品所需的劳动种类，其差异的幅度，大于人们天生的能量差异。（强调这一点时，我们不是在论述天才的创造性表现；天才的工作不属于寻常人的行为范围，而像是命运女神赐予的免费礼物，一夜之间来到人间。再者，我们在这里也不考虑制度性的职业障碍；这些障碍阻止某些族群的人加入某些行业或得到加入这些行业所需训练的机会。）不同个人之间天生的不相同，并没把人类在动物学意义上的均匀性和同构型，粉碎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将劳动供给切割成无数个不连续的部分。因此，可供执行任何一种特定工作的潜在劳动供给，都超过这种劳动的实际需求。每一种专门的劳动供给，都可以从别的生产和训练部门挪来一部分工人而得到增加。没有哪一个生产部门所提供的需求满足数量，是永远受限于能够执行特殊工作的人手稀缺的。只有在短期内，才可能出现专家稀缺的情况；长期而言，只要找来一些展现出必要的先天能力的人，加以适当训练，专家稀缺的情况便可消除。
劳动在所有初级的生产手段当中是最缺稀的，这除了因为劳动在前述有所限制的意义上是非特殊性的之外，也因为每一种产品的生产都需要支用劳动。因此，就别的初级生产手段而言——亦即，就自然界供应的那些非人力生产手段而言——所谓缺稀，从行为人的角度来看，指的就是那些只需要最少量的劳动支出便可开发、利用的初级物质生产手段的缺稀。每一种自然界的生产要素，为了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被开发、利用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可供使用的劳动供给多寡。
如果人们能够、且愿意执行的劳动供给增加，生产也会增加；劳动不可能因为对进一步改善需求满足毫无用处，而投闲置散。遗世独立、自给自足的人，总是有机会以支用更多劳动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在市场社会的劳动市场上，每一个应市的劳动供应量总是找得到买主。劳动供给充裕或过剩的现象，只可能发生在劳动市场的某些部门；这种现象导致劳动被推向别的部门，也导致那些别的部门生产扩张。另一方面，可供使用的土地数量增加，在其它情况不变下，只有当新增的土地比耕作中的边际土地更肥沃时，才可能导致生产增加。对于着眼未来的生产而累积起来的各种实质资本财，上述关于土地的陈述同样有效；各种资本财是否值得利用，也得视可供使用的劳动供给情况而定，因为如果必要的劳动能用来满足别的更迫切的需求，则提高使用现有的资本设备容量将是一种浪费。
互补的生产要素，只可能利用到其中那个最缺稀的要素供应量所容许的程度。且让我们假设，生产一个 p，必须支用七个 a 和三个 b，而且 a 和 b都不能用来生产 p 以外的任何东西。如果有四十九个 a 和二千个 b 可供使用，能生产的 p 不会超过七个；因为 a 的供应量决定 b 的利用程度。在这个例子中，只有 a 被视为经济财；人们只愿意给 a 支付价格；p 的全部价格只考虑七个 a。另一方面，b 不是经济财，它没有任何价格好考虑；而且会剩下许多 b 没利用。
我们可以尝试想象这样的情况：在某个世界里，所有物质类生产要素都已被充分利用，以致没有机会雇用所有的人或按照人们愿意工作的程度雇用所有的人。在这样的世界里，劳动是富余的；劳动供给增加，不会给总产量带来任何增加。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工作能量和热忱，同时进一步忽略劳动的负效用，那么，劳动在这个世界里将不是经济财。而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么，人口的增加，将会被视为无所事事的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又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市场社会，那给付的工资率将不足以喂饱肚子；寻找就业机会的人将愿意为任何工资率去工作，不管工资率是多么的低。即使低到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命，或即使只是把饿死稍微延后一会儿，他们也乐意接受。
这个假设所隐含的种种悖论这里毋须细究，也毋须讨论这样一个世界的种种问题，毕竟我们的世界和它不一样；在我们的世界里，劳动的稀缺更甚于物质类生产要素。此刻，我们不是在讨论最适人口的问题，而只是在讨论眼前这个事实：有一些物质类生产要素还没被利用，因为所需的劳动被用于满足比较迫切的其他需求。在我们的世界里，人力不富余、而是短缺的，因此还有一些物质类生产要素没被利用，包括：土地、矿藏，甚至工厂、设备等。
这样的情况是可能改变的，如果人口大量增加，以致所有必须用于生产不可或缺的——采用严格定义——粮食，以维持人类生命的物质类生产要素，都充分开发利用了。但是，只要人口没如此增加，人力相对短缺的情况是不可能因生产技术方法的任何改善而改变的。以比较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取代比较没效率的，只要还有物质类生产要素可供利用来增进人类的幸福，就不会使劳动变得多余起来。相反地，生产技术进步、增加产出，各种消费财的供应量因而增加。各种“节约劳动”的生产设备只会减少财货匮乏，不会导致“技术性失业”。
每一单位产品都是同时雇用劳动和物质类生产要素的结果。人不仅节约利用各种劳动，也节约利用各种物质生产要素。
直接满足的劳动和间接满足的劳动
劳动通常只能间接满足劳动者，也就是经由劳动产出的成果来消除劳动者的不适感。劳动者放弃闲暇，同时忍受劳动的负效用，以便享受劳动成果，或者享受别人为了换得该劳动成果，而愿意交给劳动者的东西。劳动支出，对劳动者来说，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的手段，是他付出去的代价、承受的成本。
但有些事例显示，劳动的执行可以直接满足劳动者；亦即，劳动者从劳动的支用中直接获得满足。这时，劳动的收获是双重的：包含劳动获得的产品，以及执行劳动本身给予劳动者的满足。
有些人曾经错误、荒诞地解读这个事实，甚至根据错误的解读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社会改革计划。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教条，便是：劳动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里才有负效用，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劳动将是纯粹的喜悦。可怜、精神失常的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所提出的那些奇思怪想，我们可以忽略；但是，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和那些乌托邦主义者并无不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的捍卫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曾明白宣称，无产阶级政权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把劳动从一种痛苦改造成一种快乐。
有些活动导致直接满足，因此是快乐和喜悦的直接来源；但是，这些活动本质上不同于劳动和工作，这个事实时常遭到忽视。若非对相关事实只做了非常肤浅的观察，否则不可能没看出这种本质上的差异。像例假日在公园小湖上划一艘独木舟娱乐那样的划桨动作，只有从流体力学的观点，才能和船夫或古战舰船奴的划桨动作相提并论。如果把划独木舟当作是达到某些目的的一个手段来审视，那么，它和真手段的差别，就好比一个散步的人边走边哼着一曲咏叹调，和一个演唱家在歌剧表演里吟诵同一曲咏叹调的差别。那个无忧无虑在假日里划船的人和那个哼着小曲儿散步的人，直接从自己的这种活动中获得满足，但没有获得任何间接的满足。所以，他们的活动不是劳动；他们并不是在使用各自的一些生理功能，以达到纯粹操练这些功能之外的某些目的，而纯粹是娱乐。这种活动，本身就是目的；人们为了该活动本身而活动，而该活动也没让活动者享有任何额外的好处。因为该活动不是劳动，所以不容许称该活动为直接满足的劳动。
有时候，肤浅的观察者可能认为，别人执行的劳动会直接导致满足，因为他自己很想玩玩某种表面上模仿该种劳动的游戏；正如同孩童玩起模仿学校、模仿军人和模仿火车的游戏一般，某些成年人也会想玩玩模仿这个或那个的游戏。有些成年人以为，铁路司机员必定很享受运转和驾驭火车头，就好像他们自己也会觉得很享受那样，如果他们被允许玩玩火车头。一个急着赶路要进办公室的簿记员，可能很羡慕某位巡逻警员，因为他以为，该警员只要在辖区里到处闲晃、散步，便有薪水可领。但是，这位警员却可能羡慕那个簿计员，心想：待在温暖的房间里、坐在舒服的椅子上、随意写写画画，严格来说不能称作劳动，也可以赚钱。其实这些人都错误解读别人的工作，以为别人的工作只不过是休闲活动；这些人的意见，我们毋须严肃看待。
然而，确实有一些事例显示，直接满足的劳动真的存在。在特殊情况下，某些种类的少量劳动，可以提供直接的满足。但是，提供直接满足的劳动，数量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在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行为与生产体系中，完全没有什么作用。劳动负效用的现象，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特征。人们用导致负效用的劳动，交换劳动的产品；对他们来说，劳动是间接满足的一个来源。
如果某一特殊种类的劳动产生快乐而非痛苦、产生直接的满足而非劳动的负效用，那么，执行这种劳动便不会被给付工资。相反地，这种劳动的执行者或“工人”，就必须购买这种快乐、必须为该种劳动给付价格。打猎，过去和现在一样，对许多人来说，通常是一种产生负效用的劳动；但对有些人来说，打猎纯粹是快乐。在欧洲，业余猎人向猎场主人购买权利，允许射杀一定数目和一定种类的猎物。这种权利的购买价格，和捕获的猎物价格，是分开计算的。所以，一头仍在陡峭岩石上漫游的公岩羚羊，它的现金价值，高于它被射杀后、扛到山谷下，剥离好它的肉、皮和角，以便进一步利用时的现金价值，虽然要射杀它，必须花费很多力气攀岩，还需要花费一些打猎的材料。
可以说，让猎人享受射杀的快乐，是一头活着的公岩羚羊可以提供的服务之一。
创造性天才
在成百上千万个来去人间的凡人之上，耸立着一些创造性先驱，这些人所开创的作为和想法，为人类披荆斩棘、为文明进步开辟出新的道路。对创造性天才而言，生命的真谛就是创造；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创造。
这些非凡人物的活动，完全不能纳入行为学的劳动概念之中。它们不是行为学意义的劳动，因为对天才来说，它们不是手段，它们本身就是目的。天才活在创造和发明之中。对他来说，没有闲暇，只有暂时的一事无成、遇到挫折时的间歇停顿；激发他行动的诱因，不是想要获得什么成果的欲望，而是产生成果的行动。行动的成果，既没间接满足他，也没直接满足他。他行动的成果没间接满足他，因为他的同胞对该成果顶多视若无睹，甚至更常以嘲讽、讥笑和迫害来迎接该成果。不知有多少个天才，大可利用天赋，让自己的生活惬意、快乐，但他甚至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毫不犹豫地就选择布满荆棘的创造之路。天才总想完成某个自认为是天赋使命的任务，即使明知这样会迎来自己的大大不幸。
另外，天才也没从自己的创造活动直接得到满足。对他来说，创造活动就是痛苦与折磨，是永不休止的、极度苦恼的、反抗各种内外在障碍的挣扎与奋斗，终究要消磨他、压垮他。奥地利诗人格里帕策（Grillparzer）在一篇动人的诗作“加斯泰因再见”（Farewell to Gastein）中，曾经描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格里帕策在写这篇诗作的时候，不仅想到自己经历过的各种悲痛和苦难，也想到另一个更伟大的人物——贝多芬所遭遇到更大的困苦和折磨；贝多芬的命运很像他自己的遭遇，基于衷心喜爱和同情欣赏，他比任何同辈的人更了解贝多芬。尼采（Nietzsche） 把自己比做火焰，永不餍足地消耗和毁灭自己。这种痛苦的现象，和一般人认为隐含在工作与劳动、生产与成功，以及养家餬口与享受人生等概念里的那些意思，完全没有共同点。
天才创作者的成就，包括：他的思想和理论，他的诗篇、画作和文章，不能从行为学的角度归类为劳动的产品。它们不是那种可用来生产别的生活便利品的劳动，挪去“生产”哲学、艺术或文学名作所获得的成果。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有时候根本不适合完成任何别的工作；他们奉献给创造活动的时间和辛劳，反正不是从别的用途挪过来的。有时候，一个天才原本有能力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但处境注定他一事无成，让他除了饿死，或用尽浑身解数、但求苟活之外，别无选择。反之，如果天才成功达到他的目标，除了他自己，再没有别人会支付他曾经承受的“成本”。歌德（Goethe）在某些方面的天赋，也许会因为任职在威玛宫廷里而遭到束缚；但即使他没创作戏剧、诗篇和小说，他在内阁大臣、戏院经理和矿坑管理员……等公职上，肯定也不会有更大的成就。
再者，天才创造的作品也不可能以别人的作品来取代。如果但丁（Dante）和贝多芬不曾来到这世上，没有谁能指派什么别人承担生产《神曲》和《第九号交响曲》的任务，而把它们生产出来。不管是社会全体，或是哪些个人，都不可能实质培养出天才或促进天才的工作。在这方面，再强的“需求”、再专横的政府命令，也都是无效的。天才不是订制出来的。人们没办法调整，或改善自然的、社会的环境，以便产生天才创造者和天才的创造。以优生学的手段培养天才、以学校教育训练天才或组织天才的活动，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当然，人们能把社会这样或那样组织起来，直到没有任何空间留给创造性先驱和创造性活动为止。
对行为学来说，天才的创造性成就，是最终给定的事实。它宛如命运女神赐予的免费礼物那样，横空出现在历史长河之中。它决不是经济学所谓“生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