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错误观念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稳定化”的念头。政府在处理货币事务所犯的诸多毛病，以及企图透过信用扩张以压低利率、鼓励企业活动的政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得人们产生了一些想法，终于形成“稳定化”这个口号。我们能解释它的出现、它的大众吸引力；我们能了解，它是过去一百五十余年的货币银行史的结果；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一些辩解的理由，为它所涉及的错误申辩、求情。但是，这种同情的理解再怎么多，也丝毫不可能使它的那些谬见更为站得住脚。
稳定——稳定化方案想达到的目标，是一个空洞、矛盾的概念。使人倾向于行为的那种冲动，或者说，人倾向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冲动，是与生俱来的。人，本身时时刻刻在改变，他的价值取向、意愿与行为也跟着改变。在行为领域，没什么是永恒的，除了改变。在这不停的改变中，没有什么固定点，除了行为的那些永恒、先验的元素。只有无聊的人，才会把价值取向与行为，和人本身的不稳定性与行事作风的易变性切割开来，然后进行论述。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世界彷佛有一些永恒的价值，独立于人的价值判断之外，并且适合当作标准，用来评量真实的行为。
所有曾建议用来测量货币单位购买力变动的方法，基本上都不经意地建立在一个虚幻的想象上。这个虚幻的想象，以为有一永恒不变的生灵，应用某一不变的标准，可以确定一单位货币会给他本身带来多少数量的满足。为这个考虑欠周的观念辩护，说这只是为了测量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实在是一个拙劣的理由。因为稳定观念的核心就在于这个购买力概念。外行人，囿于物理学观念，曾经认为货币是测量价格的标准。他以为，交换比率的变动，只发生在不同的财货与服务彼此的交换关系上，而没发生在货币和“全体”财货与服务之间的交换关系上。后来，人们把这种想法颠倒过来。人们不再认为货币单位的价值不变，而是反过来认为，价值不变的是可以买到或卖出的东西“全体”。人们开始设计一些方法，构思一些复杂的商品单位，以便和货币单位比较。由于热切渴望找到一些指数来测量货币购买力，所有疑虑都遭到压制；所采用的价格记录是否可疑、是否可以比较，以及用来计算各种平均数的那些程序是否仅是任意武断的设计，所有这些疑虑也都被置之不理。
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是美国稳定化运动的提倡者；他拿美元和家庭主妇在一定期间内为供应全家生活在市场上购买的一篮子商品相比。购买这篮子商品所需货币数量的变动比例，就是美元购买力的变动比例。稳定化政策负责的目标，就是要维持购买这篮子商品的货币支出固定不变。这样的比较程序或许不会有什么大错，如果，该家庭主妇，以及费雪假设她购买的那一篮子商品都是固定不变的元素；如果，该一篮子总是包含相同种类的商品，而所包含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总是相同；并且如果，该一篮子商品在该家庭生活中所产生的效果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我们生活所在的世界，这些条件其实没有哪一个是会实现的。
首先，存在这个事实：许多商品质量的差异变化，并非跳跃式的，而是连续性的。认为所有小麦都相同，是不对的，更不用说鞋子、帽子和其它制造品。按照通俗语言和统计被归入同一类的一些商品，它们在同一时间的销售价格，彼此有很大的差异，就是一个明证。俗谚说：（什么和什么）像两颗豌豆一模一样；然而，买者和卖者一样，都会分辨不同质量与等级的豌豆。某些商品在科技或统计上也许名称相同，但比较在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时候购买它们所支付的价格，却是没意义的，除非我们可以确定它们的质量完全相同，除了购买地点之外。品质在这里的意思是：购买者（或潜在购买者）会在意或注意到的那些性质。光是所有第一顺位的财货与服务的性质都可能改变的事实，便足以推翻所有编制价格指数方法的根本假定。有限的一些较高顺位的财货，尤其是性质完全由其成分、配方决定的一些金属和化学品，它们的特征很容易精确描述，这固然是事实，却是不相干的事实。想要测量货币购买力，势必得倚赖第一顺位财货与服务的价格，而且是所有这类财货的价格。使用生产财价格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避免不了会把同一消费财在不同生产阶段的价格重复计算好几次，从而得到扭曲、不实的结果。若只挑选其中几项商品去计算价格指数，这样的限制又是完全任意武断的，所以不是正确的做法。
但是，即使没有以上这些不能克服的障碍，计算货币购买力的问题也一样无解。因为不仅商品科技面的性质会改变，新种类的商品也会出现，而许多旧商品更会从市场上消失。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也会改变，导致需求和生产改变。货币购买力测量说的那些假定，要求人们的需求和价值取向僵固不变；只有当人们永远依相同方式评价相同事物时，我们才可能认为价格变动表示货币购买力变动。
由于消费者在一定期间内购买消费财的总金额不可能收集得到，统计学家不得不转而倚赖购买个别商品所支付的价格。这引起两个新问题，而且两个问题都没有必然正确的答案。因为使用个别商品的价格，所以必须给它们分别乘上一个表示重要性的权数。如果没考虑各种商品在各个家庭支出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让各种商品价格进入指数计算程序，那显然不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各种商品的适当权数无论怎样推敲、确定，结果都只是一个任意武断的决定。接着，平均数必须根据收集得来、且调整过的价格数据算出；而平均数有许多不同的计算方法，有算术平均数、几何平均数、调和平均数，还有称作中位数的准平均数。不同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不同，当中没有哪一个能被承认是唯一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答案。无论选择哪一个作为计算方法，都是任意武断的决定。
如果人们的所有情况都是不可改变的，如果所有的人们总是重复相同的行为，因为他们的不适感，以及他们对于如何去除不适感的想法，都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如果我们能够假定，当这些因素在某些个人或群体身上有所变化时，总是会被其他个人或群体身上的相反变化抵销，所以不至于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那么，我们将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
但是，在这样的世界，说货币购买力可能改变，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想法。我们稍后将证明，货币购买力的改变，必然会在不同时间、按不同程度影响不同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因此，货币购买力的改变，必然会导致需求与供给，以及生产与消费的改变。价格水平，这个不当术语所隐含的观念，亦即：彷佛所有价格能均匀地上涨或下跌——如果其它情况相同，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货币购买力改变，其它情况不可能保持相同。
在行为学和经济学的领域，测量的概念不可能有什么意义。在假设一切情况僵固下，没有什么改变可供测量。在实际多变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固定的点、尺度或关系，可以作为测量的标准。相对于所有可以买卖的事物，货币单位的购买力如果改变，从来都不会是均匀改变的。稳定和稳定化，如果它们不指涉某一僵固的状态与这个状态的保持，只不过是空洞的观念。然而，这个什么都僵固不变的状态，甚至连一以贯之、彻底推衍到最终的逻辑结果都不可能，更不用说能实现。凡是有行为的地方，就会有改变。行为是改变的工具。
统计学家和统计当局在计算货币购买力和生活费用指数时，所展示的那种装腔作势的庄严肃穆，其实和他们的实质作为是不相配的。这些指数充其量不过是就已经发生的改变，提出一些相当粗糙、不精确的说明。在货币供需关系缓慢改变的时期，这些指数根本传达不了什么讯息；而在通货膨胀、因而也是价格剧烈改变的时期，它们也只提供一个关于事态变化的粗略印象，在它们算出、公告之前，每个人便已天天体验这种事态的变化了。一个识字的家庭主妇，在价格变动对她自家影响范围内，所亲身感知的价格情势，远远超过所有统计平均数给她的讯息。某些指数计算，对她来说是没什么用处的，如果，在列入计算的那些价格下，她能够或可以购买的那些商品，在质量和种类方面的变化被忽略了。如果她为了个人欣赏之用，也去“测量”价格变动，即使只选取两三种商品作为标准，但是所得结果，和技巧老练的数学家为了揉捏、摆布市场数据，而选择使用的一些深奥的方法相比，她那土法的“科学含量”不会比较少、而任意武断的程度也不会比较多。
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哪个人会容许自己被一些指数愚弄。
没有哪个人会同意应将它们视为测量什么和什么的神话。按理说，凡是在某些数量被测量的地方，所有进一步关于它们的长短、大小的疑虑与纷争都会终止，相关问题都被解决了。没有哪个人胆敢和气象专家争辩温度测量、湿度测量、气压测量和其它气象数据。但是，另一方面，没有哪个人会默认一个指数，如果该指数得到舆论承认后，他无法预期自己将可获益。指数的确立，不会解决纷争；它只把纷争转移到相反意见与利益冲突更难以调和的某个领域。
人的行为引起改变。只要有人的行为，便不会有稳定，只有不停地改变。历史过程就是一序列的改变。人，没有能力停止历史，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所有历史都静止不动的稳定年代。人的天性，就是追求改善、想出一些新观念，并按照这些新观念重新安排他的生活。
市场的价格是历史事实，表示在不可逆的历史过程中，某个确定时刻曾经流行什么样的事态。在行为学的领域，测量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在假想的——而且，当然，不可能实现的——僵固、稳定状态下，没有什么变动可供测量。在不断改变的实际世界里，没有固定的点、对象、性质或关系，可以作为测量变动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