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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导论七讲》第一讲 现象学的概况、来源与特点 第二章 现象学出现的背景和来源第一节 现象学出现的问题背景~普遍与个别的关系

《现象学导论七讲》第一讲 现象学的概况、来源与特点 第二章 现象学出现的背景和来源第一节 现象学出现的问题背景~普遍与个别的关系 知识产权辩论会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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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为什么在20世纪初的西方会出现这样一种哲学思潮,它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尤其是老问题),又开创了什么样的新的可

为什么在20世纪初的西方会出现这样一种哲学思潮,它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尤其是老问题),又开创了什么样的新的可能,以至后来取得更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影响还是很大(虽然表面上它的热潮在西方是过去了,但它的影响力还是很悠长,它现在向全世界,包括第三世界辐射)?这些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我们先来看胡塞尔的一段话,这段话很有启发,可帮助我们探讨现象学出现的背景和来源。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简称《观念Ⅰ》)61节中说:“现象学可以说是一切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渴望(或译为‘隐秘的憧憬’)。”按胡塞尔的看法,从笛卡儿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实际上都渴望着一种东西,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着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现象学,虽然前面的哲学家可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稍微过强了一点,把现象学抬得太高了,当做整个近代西方哲学追求的真理的化身了。但按照胡塞尔的思路讲也还说得过去。在某个意义上,这个说法甚至可以再往上延伸,可能整个西方哲学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于现象学的一种隐秘的渴望。近代西方哲学是古代西方哲学的一种发展,古代西方哲学到了那个地方需要做出笛卡儿那样的突破。所以我们可以说,现象学是由西方两千多年来的主流哲学中存在的内部困难和内部问题所引发的一场哲学运动。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个别与普遍、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个别与一般,the individual and thegeneral)。它是由于西方哲学唯理论的出现引发的。

唯理论比较正式的出现应该是在巴门尼德,他提出“存在”是唯一的真理。当然还可以再往上追溯,那就是毕达哥拉斯,他提出“数”是万物的本源。在唯理论这个传统里一般的倾向是认为那些对子(个别、现象/一般、本质)中后者是更重要、更真实的,真理在这一边(一般、本质)。从巴门尼德(或者说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某种意义上甚至亚里士多德都是如此。那一边(个别、现象)之所以也还有一点真理是因为它沾了这一边的光。这完全是一个偏向结构。但它也认为不能完全放弃前面那一侧,它并不是完全不真实。它处在“完全的光明”(一般、本质)和另一侧“完全的黑暗”(完全的独一性,一刹就没了,完全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规整,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让你抓住)的中间。现象世界处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有变化在里头,但它不是瞬间变化。如何处理中间的这个领域是唯理论者一直很头疼的事情,总是解决不了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真实的关系,好像它们从本性上就是不可能亲密兼容的对手关系,只能建立起一些外在的关系,比如靠抽象,或者某种判断的结构。怎么抽象呢?从众多个别中抽象出普遍。你见到很多马:红马、黄马、白马、黑马、公马、母马、小马、大马,然后你发现它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马”或关于马的“本质属性”,你就把它抽象(abstract)出来,这样你就把握了这类东西的本质或者普遍性。这一匹那一匹代表个别性,把能代表它们本质的共同点抓住了,就从个别过渡到普遍,从现象过渡到本质。西方哲学从古到今一般都是这样讲的,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讲,一般人的脑子里也是这样想的。实际上这是根本不成立的。

你靠什么去抽象出那个共同点(common point)?如果不是已经知道了那个共同点,你靠什么去找它?这实际上也是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他认为“一般”、“本质”在先,但亚里士多德则感到不安,如果“一般”不是从经验中得来,而是人一出生时就带有,靠“回忆”唤出,那就太神秘了。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关系,在他们那个构架里很难解决。近代以来休谟、波普反对归纳主义的那些论证,就批评了这种“抽象观”。实际上哪有什么抽象,永远是你的成见已经走在了前头,你才能看出那个共同点。布什到中国来看到的共同点和本质属性与这边的人看到的是很不一样的,虽然都要看共同点,都要透过现象抓本质,但抓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西方传统哲学两千多年来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基本上是靠着范畴、概念、逻辑等等从理论上打马虎眼;比如靠这种抽象理论,或者辩证法,来自欺欺人地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唯理论构架。西方传统哲学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无能,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装”,大家讲得头头是道,发明了各种理论,好像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某种解决,甚至是完全的解决,实际上不过是“皇帝的新装”,织了半天,最后是nothing。皇帝在路上走的时候大家都嚷“真美呀”,成年人都觉得这个服装真美,只有小孩子看出来他什么也没有穿。在西方哲学史上总有这种小孩子出来戳破一下,但马上就有那些大臣出来用某种新方法再把它织上。传统的西方哲学为什么总需要这种理论化、概念化的外表,因为它需要这种理论的东西把真实问题的挑战隔开,需要这个象牙塔来保护它。它还装出一副面貌说我们哲学的抽象应该和数学的抽象得到同样的尊敬。其实不然,数学的抽象有它的道理,它不离直观,所以它的游戏做得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有产生力,能够激发很多东西。可是西方哲学往往通过这套概念范畴的摆弄(就像刚才说的“抽象”)把那个似乎解决不了的问题做几个区别,最后把它隐藏在一个角落里,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跳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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