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伽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贫苦家庭。大学毕业后从事报业，曾一度参加共产党。“二战”中来到法国，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伽缪的主要成就在文学，获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一个文学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他虽然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但他的文学作品富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并写作短小的哲学作品表达他的理念。他的每一部主要文学著作都有一本意义与之相应的哲学作品。与他的小说《局外人》（1942年）相应的哲学随笔是《西西弗的神话》（1942年）；与他的另一部著名小说《鼠疫》（1947年）相应的哲学作品是《反抗的人》（1956年）。这两组作品分别代表了伽缪思想的两个阶段：虚无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两种思想的共同特征是激进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
荒谬的由来
伽缪有一句名言：“真正的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这里所谓的“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是对生活价值的怀疑，它是由荒谬感引起的。讨论自杀的问题还得从本原处谈起。
从存在主义的立场看，世界没有自身的目的和意义，现实并不是合理的，这就产生了世界是荒谬的感觉。严格地说来，世界本身并不荒谬，它只是存在那里，并不管人的理想和价值、希望和意义。荒谬是由于人对世界的合理的期望与世界本身不按这种方式存在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荒谬感的产生有各种途径，伽缪对此有详尽的描写。
比如，在日常的单调的令人窒息的生活中，我们免不了会在忙碌中停下来问一句：如此生活为什么？我们忽然感到日常生活毫无目的，我们的存在顿时失去了意义，世界显得黯淡无光。这是通过日常经验而生成的荒谬感。我们中国读者熟悉的《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表达的不也是这种荒谬感吗？
再如，我们看到自然对人的价值和知识的漠视。人类追求关于世界的绝对可靠的知识，但在世界不可还原的多样性面前，这种企图注定要失败。人类在灵魂深处躁动着明晰性的愿望，这是我们对于存在追根求源，想要给予一个最终的说明的愿望，但是，世界的无理性和存在的神秘性无视我们的愿望，甚至充满着敌意，我们的知识却无能为力。这是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中生成的荒谬感。
对生命有限性的认识，更会产生荒谬感。特别是意识到死亡将至的时刻，死亡成了一切价值的毁灭者，从而最突出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谬性。伽缪描写了《局外人》的主角在牢房里知道他即将死去时的念头：
从根本上说，我明白，不管在三十岁还是在七十岁时死去，都无关紧要，因为无论如何，别的男人和女人都会在千万年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再清楚也不过的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将要死去的是我，我将在此时或在二十年后死去。一想到能再活二十年，我就突然感到特别高兴。
人在面对着死亡的时刻，生命成了世界的惟一价值，死亡将至的现实与希望活下去的愿望的对立，让人陷入不可自拔的荒谬感之中。
面对荒谬的反应面对着荒谬感，有下面三种不同的反应：
一是自杀。伽缪说：自杀的根源在于“看到生活的意义被剥夺，看到生存的理由消失，这是不能忍受的，人不能够无意义地生活”。
二是在人的生活之外寻求意义，这是大多数哲学家的态度，其中有非理性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态度。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祁克果和雅斯贝尔斯代表了非理性主义的立场。他们把荒谬神化，崇拜理性不可理解的东西，主张从世界向上帝的飞跃。他们说，上帝存在于人的理性之外，因此才有荒谬感，但上帝又是意义的源泉，生活的意义不是在理性，而是在信仰中获得。伽缪说，有神论用上帝压制人类追求合理秩序的愿望，把人的理智的追求变成了罪恶。另一方面，胡塞尔代表了理性主义的立场。胡塞尔在事物本身上面找到绝对价值，力图恢复那个缺少了它就会产生荒谬的理性原则。伽缪说，这是用理性来压制荒谬存在的不可理解性。他认为，无论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都没能克服荒谬感，他们虽然逃避了肉体的自杀，但却没有摆脱哲学的自杀。他说：“在荒谬的精神看来，世界既不富有理性，也不是毫无理性，它只是毫无理由的”。“毫无理由”指理性无能为力，但在理性之外又一无所有。哲学家一旦意识到这一悖论，他的哲学也就在荒谬感面前完结了。
三是在生活之中创造意义。这是无神论者，特别是伽缪的意见。西西弗代表了这种态度。按希腊神话传说，西西弗因为揭露和欺骗诸神被罚终生服劳役，他的命运是把巨石推上山，但就在石头被推上山的那一瞬间，石头又滚回山下，他又要开始新的劳动，如此循环，永无止境。西西弗明白自己的劳作归根到底是无意义的，但他把无意义的生活看做为一个从中可以获得快乐和满足的过程。他认识到世界的荒谬性，面对着生活的有限性和无目的性而又藐视荒谬，以积极的、创造性的态度对待生活，从中创造价值。伽缪写道：
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在于否定诸神并且搬动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而言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沙砾，只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的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西西弗是伽缪心目中的英雄，其他像唐璜、征服者、演员、艺术家那样的人，也都是在不断重复的、看起来毫无目的的动作中创造价值，获得满足的。这些人的态度似乎是：“目的是没有的，过程就是一切”。无神论者也是这样，他们认识到，死亡之后没有来世，没有上帝的奖励和惩罚，自我牺牲的利他行为并不比彻头彻尾的利己行为更有价值，两者对个人终极目的而言是无差别的。即使如此，他还是选择了利他主义，因为利他主义是一个创造意义的过程。这就是“不信上帝的圣徒”的态度。
反抗的人
在《反抗的人》中，伽缪不再强调在无目的的过程中创造价值，而是强调在对现实的不正义、压迫、残酷现象的反抗中，肯定生命的价值。他的出发点不再是归根到底的荒谬感，而是价值的失落。价值的失落的原因是宗教信仰的失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对此有深刻的描写。书中的主人公伊凡声称：“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都将是容许的”。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斯米嘉耶夫受他影响，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最终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伊凡本人也堕落在虚无主义之中，最终变疯了。伽缪从这本书读出的道理是，现代社会因为失去宗教信仰而失去价值。
面对着价值的失落，先知式的思想家呼唤着新价值的重建，他们都寄希望于革命。尼采说，上帝死了，一切价值荡然无存，为了超人的理想，一切都可以牺牲。黑格尔说，历史在最后阶段达到绝对观念，为了这一目的可以破坏一切价值，为了未来可以牺牲个人。伽缪说，这导致法西斯主义和革命、先知式梦想。
伽缪提出了一个与革命不同的创造价值的过程——反抗。他所说的反抗是个人的反抗。对于个人反抗的特殊的意义，伽缪有这样一些说明。首先，上帝之死固然是价值失落的原因，但也是产生新价值的惟一来源。因为，价值失落产生荒谬感，而察觉到荒谬必须先有意识，而有意识又必须先有生命，生命于是成了代替上帝的新的价值。再者，生命一旦成为价值，就是所有人的共有的价值，于是，像“不准自杀”、“不准杀人”这样的道德命令就成为普遍的规范。最后的结论是，凡是违反生命价值和普遍规范的行为和主张，都要加以反抗。反抗不仅是维护生命价值的手段，它本身就是价值。价值不但是自在的，更重要的是创造出来的，是在维护生命价值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新价值。比如，当我冒着死亡的危险争取生命的价值时，我也就超越了个人的生命，进入了以生命为神圣的境界。再如，在争取共同目标的反抗过程中，人们相互团结，因此产生出利他主义的新道德。伽缪把笛卡尔的第一原则“我思故我在”改为“我反抗，故我存在”用以说明反抗对于人的生存是头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