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归纳
推理或推论（reasoning）必然总是演绎的。所有企图藉由证明“放大归纳”（ampliative induction）合乎逻辑要求，或藉由显示归纳法有一演绎性质的解释，而为“放大归纳”的正当性辩解的人，都暗中承认这一点。经验主义的困境，恰恰就在于无法满意的说明，怎么可能从观察到的事实，“推论”出和尚未观察到的事实有关的东西。
吾人所有关于这宇宙的知识，都以某个认知为前提，而且也都建立在该认知基础上，那就是：所有观察得到的现象，其发生顺序与连结中，隐藏着某种规律。如果不存在这种规律，搜寻经验规则的努力将是徒劳的。归纳法的推论所依据的前提，一定包含“规律存在”这个先验的根本命题。
“放大归纳”的实际操作问题和逻辑正当问题，必须区分清楚。实际操作上，归纳推论会遇到“正确取样”这个问题。从观察到的那个案例（或那些案例）的无数特性当中，我们有没有挑出和产生与我们正在研究的效果相关的特性？不管是想探知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事实，或是有系统的研究科学真理，如果没挑出相关重点加以观察或“取样错误”，都会导致求真的努力发生严重的缺失。没有哪一位科学家会怀疑：在某一实验案例中“正确”观察到的事项，必定也可在情境相同的所有其他实验案例中观察到。实验室实验的目标是：在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观察某个因素单独变动的效果。当然，这种实验工作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所有和实验相关的条件是否控制得当。从实验推演而来的结论，所根据的并非相同实验安排的重复操练，而是“曾在某一案例中发生的事项，必定也会在所有其他相同情境的案例中发生”这个假定。除非有前述这个隐含先验命题“规律存在”的假定，否则便不可能从任何一个案例（或数不完的案例）推论出什么东西。除非“规律存在”这个先验命题真实不虚，否则总是指涉过去事件的经验，便不可能提供我们任何关于未来事件的讯息。
对于归纳法所涉及的认识论问题，泛物理主义者采取或然率（或几率）观点，企图藉此摒除“规律存在”这个先验命题；然而，他们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是一个无效的尝试。如果我们摒除“规律存在”这个先验命题，那么根据过去发生的事情去推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一旦我们摒除“规律存在”这个先验命题，一切科学研究将显得毫无用处，而探索自然法则的求知努力，也将变得毫无意义与徒劳无功。如果自然科学不是在研究隐藏在现象流变中的规律，那又是在研究什么呢？
然而，“规律存在”这个先验命题还是遭到逻辑实证论者的拒斥。他们妄称：
现代物理学已经得到一些和规律普遍存在的命题并不兼容的结论；而且也已经证明，有一些现象，“学究哲学”（school philosophy）过去视为显现某种必然与恒久不变的规律，其实只是大量原子事件的结果。他们说，在微观物理学领域，不存在任何规律。某些现象，宏观物理学过去视为某一严格规律的运作结果，其实只是大量、纯粹随机的原子运动的结果。宏观物理学的定律，并非严格的法则，而是统计的法则。微观领域的大量事件，有可能在宏观领域产生一些和宏观物理学那种只是统计的法则所描述的不同的现象。尽管他们承认，这种情形发生的机率很小，但他们仍坚持主张：对这种可能性的认知，推翻了“这宇宙所有事件的发生顺序和连结遵守某一严格规律”如此这般的想法。他们说，规律性与因果观这些先验命题必须摒弃，并由机率法则来取代。
没错，现代物理学家惊愕的发现，某些物体在刺激下的反应，他们无法予以描述为某种规律的运作使然。然而，科学并非第一次碰到像这样难解的问题。人的求知活动终归会遇到的某些事物，是无法追本溯源的，也就是，不能将它们分析，解释为其他事物必然产生的效果。科学，总是会有一些无法进一步分解的终极给定事实（the ultimate given）。对当代物理学来说，某些原子在刺激下的反应，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终极给定事实。物理学家现在不知道，哪些相关原因可以解释这些原子的反应。尽管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无知，但这丝毫无损于物理学惊人的成就。
人心，之所以能适应众多扑朔迷离且影响我们感官的刺激，之所以能获得所谓知识，以及之所以能发展自然科学，全因它认识到这些刺激或事件的发生顺序和连结必遵循某种不变的规律。促使我们分辨不同种类东西的标准，是这些东西在刺激下的反应。如果某样东西对一定刺激的反应，单单在某一方面和其他东西的反应不同，尽管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它就必须归到另一类。
泛物理主义的几率论，以某些分子与原子对刺激的反应作为立论的基础。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子与原子视为原始存在的元素，或者视为这种元素的衍生物；无论我们选择这两种看法中的哪一种，都无关紧要。因为，无论如何，它们对刺激的反应，取决于它们的性质。（更正确的说：正是它们对刺激的反应，构成了它们的性质。）依我们（相信规律者）看来，这些种类的分子与原子都各有数个性质不同的子群。也就是说，它们的性质不是均匀一致的：我们所称的某种分子或原子，其实是若干子群构成的群组，子群分子的性质完全相同，但不同子群分子性质在某些方面不同。如果各不同子群分子的反应方式和原先所见不同，或不同子群的分子数目比例不同，则任一群组所有分子的反应所产生的共同效应也就会有所不同。这个效应取决于两个因素：每一子群分子的特殊反应方式，以及不同子群的分子数目比例。
如果几率观点的归纳法支持者承认，事实上有许多不同子群的微观物体，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些物体运作的共同效应，导致宏观物理学宣称不会有任何例外的那种法则。他们将必须承认，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子群彼此在某些方面不同，而且也不知道这些子群分子的互动怎么会在宏观层次产生一定的共同效应。
但，他们不打算这么做，反而武断的认为个别的分子和原子有能力选择不同的反应方式。这样的观点，基本上和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并无不同。就像原始人认为河流的“灵魂”有能力选择安静的在它习惯的河床上流淌，或选择泛滥，淹没邻近的田野那样，所以他们也认为这些微观物体可以自由决定它们的反应方式该有些什么特性，例如，它们的移动速度和路径。他们的哲理隐含：这些微观物体，俨然像人那样，是行为的生灵。
但，即使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我们也绝不可忘记：人的行为完全取决于人的生理结构，以及所有活跃于人心中的意念。由于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假定这些微观物体具有一颗产生意念的心，所以我们必须假定：所谓它们的选择，必然对应于它们的物理与化学结构。在一定环境和一定条件下，个别原子或分子严格遵照自身结构所吩咐的方式反应各种刺激。它的移动速度与路径，以及，在遇到自身性质或结构以外因素时的反应，严格取决于这性质或结构。如果有人不接受这个解释，他无疑沉溺于最为荒谬的玄学假定，而认为这些分子和原子具有——最极端与最幼稚的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所主张的——凡是人皆具有的那种意义的自由意志。
罗素（Bertrand Russell）把量子力学面对微观原子移动问题时的处境，比喻为铁路公司面对旅客搭乘目的地问题时的处境。伦敦帕丁顿车站（Paddington station）售票口的一位办事员，可以发现多少比例的旅客从该站出发到伯明翰站（Birmingham），以及多少比例的旅客从该站出发到埃克赛特站（Exeter）等等，但对于为什么有些旅客选择搭到某一站，而另外有些旅客选择搭到另一站的理由，他却是毫无所悉。但，罗素必须承认，这两种他拿来比喻的例子并非“完全类似”，因为该办事员能够在他的下班时间，探知人们购买车票时没透露的一些讯息，而观察原子如何移动的物理学家却没有这种便利去探知更多相关讯息。
前述的罗素论证有一个得注意的特色，那就是他以某个下级办事员的心思，来例证他的主张；这种办事员只负责重复不变的执行相当有限的几个简单动作。这样的人（他的工作完全可以由一部自动贩卖机来执行），对于超出他狭窄职务范围外的事情，无论怎么想都是无济于事的。但，主动提出铁路兴建计划的倡议者，和投资于铁路公司的资本家，以及经营铁路事业的经理人所看到的问题，就和下级办事员所看到的大不相同。他们所以兴建和经营铁路，是因为他们预料：实际上，将会有一些理由，促使一定人数的旅客搭乘他们的火车从某一站到另一站。他们知道哪些情况会决定这些旅客的行为，也知道这些情况随时会有变化，而他们决意要影响这些变化的幅度和方向，以维持并增加使用铁路的旅客人数，以及公司的收入。他们的事业经营行为，和任何所谓“统计法则”没有半点关系，更不用说倚赖这种神话般法则的存在；而是他们有眼光看出，对旅行设施有潜在需求的人数足够多，值得投资兴建一条铁路来满足这些潜在旅客的需求。同时，他们也充分明白，他们能够卖出的旅行服务有一天数量可能大幅下降，以致他们会被迫结束营业。
罗素和所有其他引述所谓“统计法则”的实证论者，在评论人的统计时（这种统计是关于人的行为事实，而非关于人的生理事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没考虑到，所有这些统计数字事实上都不断的变动，有时候变得比较快，有时候比较慢。在人的价值判断方面，从而在人的行为方面，并没有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所具有的规律。人的行为是受动机指导的；研究过去行为事实的历史学家，以及想要预料未来行为事实的商人，都必须努力“了解”（understand）这种行为。
如果历史学家和行为人不能应用某种特殊方法去“了解”他们同胞的行为；如果自然科学和行为人，对于自然事件发生顺序与连结所遵循的规律，不能有所理解与掌握；那么，对他们来说，这个宇宙将是一团莫名其妙的混乱，而他们也将设想不出任何手段去达成任何目的。这时，将不会有任何推理、任何知识或任何科学，而人也就不可能有意的采取任何动作去影响所处环境的情况。
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发展起来，纯粹是因为外在事件的发生顺序遵循某种不变的规律。当然，对于这宇宙的结构，人所能探知的部分是有限的。有一些东西，我们永远观察不到；有一些关系，科学迄今尚未提供任何解释。但，注意到这些事实，和反证规律性与因果观等等先验概念纯属弄虚作假，不相干的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