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年）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1926年考入巴黎高师，比萨特低一年级。1938年完成《行为的结构》之后，于1939年4月到新成立的卢汶胡塞尔档案馆，用六天阅读了《欧洲科学的危机》未刊手稿，从中吸取了“生活世界”的思想。战争期间，与萨特共同组织抵抗运动，后又与萨特、波伏娃合办《现代》杂志。1945年发表代表作《知觉现象学》。其后写了一系列文章，题材从绘画、电影到政治，合辑于《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年）、《有意义和没意义》（1948年）等书。在《辩证法的冒险》（1955年）中，专门用一章篇幅分析萨特与共产党的关系，与萨特在思想上和个人关系上断交。1952年，获法兰西学院哲学教授席位，53岁时猝死在书桌旁。未完成的书稿《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于1964年出版。与萨特的存在主义相比，梅洛~庞蒂的思想带有更多的理论学术色彩，更多地表现了现象学的风格。他被称为“法国最伟大的现象学家”，“无可争议的一代哲学宗师”。
“身体——主体”
梅洛~庞蒂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他看到这是法国哲学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即使萨特也未能摆脱二元论的窠臼，他企图消除意识与存在的对立，但又建立了存在与虚无、自在与自为、充实与虚空的二元论。为了彻底消除二元论，必须找到这样一个中介，它既是存在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又是被作用的客体和被认识的对象。他创立了“身体——主体”（body-subject）这样一个概念，作为克服笛卡尔以来的身心二元论的关键。他说，通过这一概念，他首先把心灵的根源放在身体之中，放在世界之中。“身体——主体”这一概念表明，身体和主体是同一个实在。“身体——主体”是一个现象学的概念，这里所说的“实在”要从现象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身体既是显现的主体，又是被显现的对象；既是存在着、经验着的现象，又是现象的身体，现象的场所。“身体——主体”是我们最接近、最熟悉的现象。梅洛~庞蒂以一只手触摸另一只手为例，描述了这一现象：每一次触摸，都是身体向自身的一次显示，虽然两只手中有一只在触摸，另一 只被触摸，但身体的感觉却是触摸与被触摸混沌不可分、内在和外在彼此交融的状态，这正是“身体——主体”的意义所在。
知觉世界
“身体——主体”不仅是一个说明人的概念，梅洛~庞蒂还企图赋予它以更广泛的本体论的意义。他在后期的作品中把世界的基质说成是“肉体”（flesh）。肉体即有生命的身体。显然，由有生命的身体组成的世界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世界，而是梅洛~庞蒂所说的“知觉世界”。这一概念可追溯到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胡塞尔认为，世界在人对它反思之前就已经显现在那里了，这就是与人的知觉有着直接的、素朴的接触的生活世界。梅洛~庞蒂把生活世界等同于人的意识的背景——知觉世界。
知觉世界是“身体——主体”向身体以外的空间的扩展。梅洛~庞蒂说：
身体不像其他事物那样在空间之中，身体既不在空间之内，又不在空间之外包围空间。身体之于空间犹如手伸向工具一样。
“身体——主体”的这种延伸就是知觉。知觉是身体——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对话”，不是认知行为。在知觉中，世界不是意识的对应物，而是身体——主体的对应物。为了说明这种对应关系的密切性，梅洛~庞蒂使用了“世界的肉身化”（incarnation）这样的术语。“肉身化”既是“身体——主体”的外在化，即知觉对外物的直接接触，又是世界的内在化，即外物向知觉的显现。在这一互为表里的过程中，世界既不被给予，也不是被创造的；同样，知觉行为既不是完全主动的，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梅洛~庞蒂用一个例子说明知觉的性质，一个画家面对着他所画的森林，他的知觉使他身临其境，他看着树木，树木好像也在看着他。这个例子说明，在知觉中“, 身体——主体”与世界彼此开放，没有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心灵与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
梅洛~庞蒂是从心理学研究走向现象学的。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行为的结构》中，他的出发点是对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的评价。他说，行为不纯粹是外在的行动，“刺激”的意义是由整个心理结构决定的，行为是一个“格式塔”。格式塔心理学的缺陷在于把格式塔归结为物理学中的因果观念，没有看到因果性的哲学前提。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梅洛~庞蒂把“格式塔”的基本原理应用于知觉世界。他强调与知觉对应的不是个别对象，而是整个世界，是人的意识的背景和“格式塔”。正如他所说：
知觉是一种背景，一切活动都从这一背景中显现出来，并以该背景为前提……世界就是我所知觉的那个东西。
他的根据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原则：整体先于细节，结构先于区分。知觉现象学关心的不是在意识阶段才出现的种种区分，而是前意识阶段现象的结构。知觉的直接性和具体性意味着知觉必须从单个事物开始，但知觉同时具有暂时性和超越性，这使得知觉内容能够融合为区域背景，形成“自然世界”；与此同时，知觉又把对他人的知觉，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对文化世界的知觉，也融合在对自然世界的知觉中，形成知觉世界的大背景和整体结构。梅洛~庞蒂说：“知觉世界始终是一切理性、价值和存在的先行的基础”。这说明，在我们使用概念做精确区分，在对其意义做出解释之前，意义已经存在于知觉世界之中了。
可 逆 性
“可逆性”（reversibility）是梅洛~庞蒂用以克服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一个关键概念。我们看到，身体与主体之间有可逆关系（如触摸的手与被触摸的手的关系），“身体——主体”与世界之间也有可逆关系（如画家与画中树木的关系）。同样，我和他人之间也有可逆性。梅洛~庞蒂说，我与他人之间有可逆性，这是因为他人与我的身体一样，都是有生命的身体。心理学家的一个实验可以说明两个身体之间的可逆性。一个人握住一个婴儿的手放在嘴里做咬状，婴儿也会张开嘴做咬状。这一实验说明，他人的身体既是我的知觉的对象，又是知觉我的身体的主体。
我与他人之间的可逆性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交互主体性”。对于梅洛~庞蒂而言，这是我们共同的知觉世界的基础。知觉世界不是个人知觉的产物，虽然知觉是私人的活动，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知觉的角度来看待事物。但没有一个人的角度是绝对的，没有一种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意义、真理、价值都是多元的，因为各种角度是可逆的，我可以站在他人的角度，他人也可以站在我的角度，彼此交换角色。我与他人之间的可逆性使得政治上的对话和更广泛的社会交往成为可能。
语言是另一种可逆的现象。梅洛~庞蒂区分了“使用过的词”（spoken word）和“正在使用的词”（speaking word）。前者是意义已经固定了的词，我们学会它们的使用，使自己思想与词义符合，但也有不符合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谈到思想与语言的分离。但正在使用的词的意义是在行为中确定的，思想和语言是行为的两个方面，思想反映了行为的主体性，它的统一、连贯、自主等特征，语言通过符号代表了行为的身体（物质）性，它的具体、流动等特征。很明显，“使用过的词”与“正在使用的词”是可逆的。诗的语言最能表现语言的这一特点，诗人常常为寻找词句来表达他的思想而苦恼，就是因为“使用过的语言”和“正在使用的语言”之间的转换特别频繁，在此过程中，诗人的奇特思想在“正在使用的词”中形成，并被固定为“使用过的词”。梅洛~庞蒂对语言可逆现象的论述，为的是消除关于思想与语言的二元论。根据这种二元论，思想是内核、内容，语言是外壳、形式。梅洛~庞蒂认为，语言与思想是可逆的，我们利用已有的词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又通过词句的使用而定型，表现为“正在使用的词”与“使用过的词”之间的不断转换过程。
在其最后一部著作《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梅洛~庞蒂从语言和世界两方面，揭示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之间的可逆性。从形而上学的立场看，世界通过人的知觉而显示为可见的实在，这一显示过程即如前所说的人与世界的“对话”。在人与世界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可见的本体，它使得世界通过人显现出来。这种不可见的本体便是大写的存在（Being）。他所说的本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一个结构性的东西，但又不是可见的结构，而是所有的可见结构的领域。这一不可见的领域是语言的基础，它本身是沉默不语的。我们在其中表达关于世界的经验，与此相关的语言都有可见的意义。
世界和语言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因素之间的可逆性意味着，一切具体的经验和意义会导致关于世界的理想的新观念，为自己开辟新的领域和方向，这是从可见的向不可见的转化；同时，不可见的结构和领域也会成为反思活动的对象，被表达为可见的世界经验和具体的意义。后期的梅洛~庞蒂指责操作性的科学只知道“可见的”，不知道它与“不可见的”之间的可逆性，因而失去了和“真实世界”的联系。只是在艺术中，不可见的“存在”（即世界活语言的结构）才被可见的意义显示出来。他于是赞扬音乐体现了“存在的某种轮廓”，绘画是对存在的直接表达，等等。
梅洛~庞蒂的哲学被人称为“模糊哲学”。人们并不是在贬义上使用这一词的，他的哲学之所以是模糊的，是因为他模糊了传统的二元论的区分。综观他的思想，有一点是非常明确、毫不模糊的：世界只有一个基质，那就是可见的东西，他早期称之为“身体——主体”，后期称之为“肉体”。这些东西以多重方式显示自身，从身体到意识，从知觉到世界，从自我到他人，从思想到语言，从沉默到意义，从理想到现实，都处在可逆关系之中，就是说，这些对子的两个方面既互相区别，又彼此不分，它们的关系是模糊的。“模糊”是相对于二元区分而言的，“模糊哲学”同时也是一种一元论。梅洛~庞蒂说，他的哲学一以贯之的原则是“知觉第一”，又解释说：
知觉第一的意思是，我们的知觉经验呈现在事物、真理、价值的建构之前。……这并不是要把人类知识归结为感觉，而是在知识的开始阶段，使知识像可感事物那样可感，并使它涵盖理性意识。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正是现代哲学克服唯理论的、二元论的哲学传统的一个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