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年）1919年进入巴黎大学学习精神病医学和哲学，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偏执狂以及它与个性的关系》（1932年），他那时就已经批判了弗洛伊德主义的主流派——美国学派。1936年，拉康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14届大会上发表《超越现实原则》，在16届大会上，又提出自己的理论，但无人理睬。1953年，拉康组织了“法国精神学会”，并开设研讨班，宣扬他的思想。1963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法国协会开除他的会籍，他又组织“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由于拉康的影响，巴黎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巴黎人50年代时以谈论精神分析为耻，到了60年代，却以此为时髦，很多著名哲学家，如，阿尔杜塞、福柯、德里达、巴尔特、利科等，都参加过拉康的研讨班。拉康对弗洛伊德的新解释成为法国文化思想的主要基石之一，他的学派是法国最大的精神分析学派。但是，他却在1980年宣布解散他的学派。拉康主要通过研讨班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宗派性强，语言难懂，类似“禅机”。他的主要著作有：《文集》（1966年）和“研讨班丛书”（记录稿）。
精神分析的对象和方法
拉康之所以被精神分析的主流派视为异端，除了表达形式上的神秘、奇异色彩之外，主要是由于与“正统”的美国学派的旨趣完全不同。美国学派号称“新弗洛伊德主义”、“文化学派”，他们强调弗洛伊德后期关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区分。他们的解释以对自我的分析为中心，把本我视为动物本能，超我被解释为社会伦理对本我的压抑。他们的理想是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平衡，既使自我对幸福的追求得到满足，又使之合理化，防止社会对自我的过分压抑。不难看出，这样的理解把精神分析的学说和实践纳入传统的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框架，与流行的行为主义和科学主义相呼应。
拉康早年曾把精神分析看做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但后来强调它是一门人文学科，与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和语言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我们知道，任何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有相对于该学科的客观性，比如，自从毕达哥拉斯以来，人们普遍相信数学对象的客观性，认为不如此就不能保证数学真理的普遍必然性；对于物理学家来说，原子也是客观的。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应该是客观的，那么，心理学的客观是什么呢？拉康回答说：
虽然心理领域是欲望这一事实，但只是在弗洛伊德建立了对象的相对独立性之后，心理学才成为一门科学。
他认为，人的欲望是一客观事实，这一事实既不能被还原为外界事物的可欲性，又不能被归结为人的生理本能。欲望是一种文化现象，没有产生欲望的那些文化条件，人就不会有恰当的可欲对象。弗洛伊德指出，儿童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可欲对象，其原因在于儿童还没有进入文化领域。在人的本能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一个中介，没有这一中介，外界事物就不会被心理所接受。这个中介是一种心理活动，它就是欲望。拉康强调弗洛伊德早期做出的下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区分，按照他的解释，下意识是人的本能，人的原初欲望；前意识是儿童在最初的文化环境——家庭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欲望，它起中介作用，通过这样的欲望，人才由自然人变成文化人，进入了现实的意识世界。拉康的精神分析的主要对象就是这种起中介作用的心理行为。
拉康认为，精神分析的方法是人文科学的结构分析。在治疗实践中，拉康把精神病人的语言作为精神分裂或错乱的症状，通过对精神病人语言的分析，理解它的意义，找出病根，并从此入手，引导病人宣泄情感，在对话中因势利导，加以匡正。在理论上，拉康主张回到中期的弗洛伊德，即《梦的分析》和《日常社会精神病理学》的立场。在这些书中，弗洛伊德通过对梦的叙述和失语、遗忘的研究来揭示下意识的线索。弗洛伊德把下意识同语言联系起来，比如，在催眠状态中，语言同日常意义脱离；在梦中，人们经历了语言效果与语言形式的脱离。拉康从中得到的结论是，精神分析是“语言治疗”，精神分析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病人的语言。尤为重要的是，索绪尔的语言分析的方法也适用于对精神病人语言的分析，因为“下意识和语言一样有结构”。通过对儿童和精神病人的语言的分析来揭示下意识的结构，这是拉康对结构主义的一大贡献。为了揭示下意识与语言结构的一致性，拉康做出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的三重区分。我们来看一看，拉康是如何通过象征界的中介，把语言和想象界的下意识联系在一起的。
镜象阶段和想象界
拉康指出，儿童在六个月左右之后，心理状态进入镜象阶段。镜象阶段是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猫在镜前不能辨认自己的形象，黑猩猩可以辨认，但却对此无动于衷。儿童却不同，他辨认出镜象中的身体就是“我”，并为此感到高兴。但又发现镜象是会消失的，于是产生与镜象同化的欲望，这是“自恋”现象（narcissism）。拉康把自恋现象同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看做同一心理感受。儿童从母亲对自己的态度所发现的与自己在镜前所发现的是同一个东西，即自己身体的整体性。他与镜象同化的欲望也是与母亲同化的欲望，他下意识地想去补充他的短缺物“菲勒斯”（phallus），这不是生物性的生殖器官，而是“父亲”的隐喻。
拉康对镜象阶段做了哲学的解释。他说，镜象阶段的欲望反映出人类的特殊性，人类欲望与动物欲望不同之处在于，人想要得到他人的承认。拉康说：“儿童的欲望是他人的欲望”。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儿童想要自己成为他人的所欲对象，一是说儿童欲求他人所欲求的东西。这样一来，儿童的自我既是欲望的对象，又是欲望的主体。拉康指出，镜象阶段的特点是主体与客体、自我和他人在想象中的等同：镜象既是儿童的可欲对象，又被想象为自我；儿童看到他是母亲的可欲对象，因此把他自己想象为母亲的欲望。我们可以用下面的等式来表示这些想象的关系：
儿童：镜象=儿童：母亲
（主体）：（客体）=（自我）：（他人）
因为这种想象中的等同，拉康把镜象阶段的心理状况称为想象界。精神病学中的“转移现象”（transitivism）也属于想象界。转移现象指精神病人的这样一些行为，他们因看到别人跌倒而哭泣，他们打了别人反说别人打了他。他们的心理仍停留在镜象阶段，不能区别自我和他人。
俄底浦斯情结和象征界
“俄底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个关键概念。据弗洛伊德的解释，这一情结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在于，儿童在心理上产生被阉割感，感到了父亲的威胁和禁令，不得不用其他对象来替代原初的可欲物，以维护自己与父亲相等同的地位，并认可父亲的禁令，从而获得“超我”和“自我”的结合，形成完全的人格。
拉康接过了弗洛伊德的解释，但他强调的是俄底浦斯情结的象征意义。根据拉康的解释，大约18个月之后，儿童感到一个“有菲勒斯”的父亲的介入，他与母亲的双边关系成为“俄底浦斯情结”的三边关系。父亲夺走了儿童所欲对象。“菲勒斯”的象征意义是自我与母亲之间想象中的融合；它不是指示生理器官的能指，而是指示自我与他人完满结合的原初欲望的能指。同样，“父亲”的名称也是一个能指，它代表着象征规律。“阉割感”所象征的是儿童与母亲的分离以及主体与客体同化关系的割裂。这同时象征着儿童与父亲相认同，接受了父亲所代表的象征规律，成为与父亲一样的主体，就是说，他从此进入了象征界。从想象界到象征界的变化可用下图表示：
这一图式把俄底浦斯情结的三角关系变成表示象征界中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图中虚线表示象征关系，实线表示想象关系。自我与可欲对象的完满结合由于他人（父亲）的出现而被切断，自我因此成为主体，可欲对象成为客体，两者建立起象征关系，同时，主体与他人也建立起象征关系。象征关系的建立是把自我与可欲对象的完满结合留在下意识的结果，或者说，下意识是主体进入象征界而付出的代价。
拉康所说的象征规律是用符号象征可欲对象的做法，象征不是意指，而是代替。索绪尔把意指理解为用能指代表所指的活动，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组成符号。但拉康所说的符号只是能指符号，所指是留在下意识中的可欲对象，象征界用能指代替了所指。拉康说，能指对所指的代替是适用语言的前提，没有这种代替，人的心理行为将像想象界的儿童一样，身体和器官与他人乃至外界事物处于直接等同的关系。能指符号的作用在于代替身体和器官，与“所指”对象发生关系。由于有了符号的中介作用，人们不必联想自身或可欲对象便使用语言。拉康使用弗洛伊德分析的一个著名案例来说明符号代替可欲对象是如何发生的：18个月的小汉斯一面念念有词地发出Fort（去）！Da（来）！的声音，一面把玩具摔来摔去。弗洛伊德分析说，玩具和词都是小汉斯用来代替他母亲的符号，他通过这个游戏，可以使他的母亲消失和再出现，通过不断地使用符号，把他的身体与母亲的身体分开。拉康还发现，在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语言中，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丧失，词成为身体器官的一部分，说出特定词会引起身体异常感觉，如，他们说出“牙齿”这个词，会产生牙齿脱落的感觉；说出“心”、“四肢”等词会有受伤、身体分裂成碎块的感觉。不但如此，亲近事物的消失，也会引起身体被伤害的感觉，它们的消失会引起精神病人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存在的感觉。
语言的象征意义
拉康接受了雅克布森的观点，认为语言的实质是隐喻，并把隐喻理解为用符号象征可欲对象，因此，语言的意义在于符号的象征意义。但是，符号所象征的意义已经被遗失在下意识之中，因此，语言的象征意义，要用下意识中的欲望来说明。拉康说：“下意识是语言的全部结构”。在他看来，语言的意义存在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之中，而这一关系又存在于象征界与想象界的关系之中。至于他所说的实在界，可以把它视为意义的对应物。既然意义是由象征界和想象界共同决定的，实在界的概念并没有独立的意义，拉康把它作为意义理论的附属物。在拉康的意义理论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我”与他人的联系，一是能指的转喻和所指的隐喻。
拉康指出，一个人学会了“我”以及其他人称代词的意义，标志着他进入了语言，进入了文化和社会。“我”的意义是由象征界所获得的主体意识建立的，它的意义不是想象界的“自我”。作为与他人完满结合的想象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满足已经被遗留在下意识之中，意识里没有“自我”的位置。拉康说：“自我是抗拒治疗的中心”。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自我”表现为虚幻的偏执狂。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病人会说：“我不能忍受被别人解救的想法”。但是，另一方面，语言的目标是他人，是站在他人的角度，说给他人听的、旨在获得他人赞同的行为。因此，语言和意识中也没有主体的独立性。这意味着，“我”的意义摆脱不了想象界的那个与他人等同的“自我”。在语言和意识中，“我”与“他人”有着与镜象同样的结构关系，即，“我”想要成为他人欲望的对象，我想要有与他人同样的欲望。拉康说，人在意识的深处有与他人认同和得到他人承认的欲望。我们最害怕的是自己在他人的眼里消失。人们为什么害怕看到尸体，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再也不能得到他人承认的躯体，主体的消亡是死亡的真实含义。我对他人的依赖就是对我的否定。因此，人有否定作为主体的“我”的倾向，当他在做出这样的否定时，他也就肯定了那个下意识的与他人等同的“自我”。有这样一个值得分析的案例：女儿烧了一道她所喜欢的菜款待父亲，父亲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不喜欢这道菜”。他的语言所否定的，恰恰是他想要与女儿等同的下意识的欲望。即使在日常语言中，“我”的意思常常是“我们”。比如，一个鼓动者对听众说：“我要为此而奋斗”。他的意思是我们都要这样做。精神病人的语言表现出不分人称的症状，比如，他对“你好吗”？的问候的回答是：“这要看你是否吃药了”，这里的“你”的意思是“我”。
我们已知，拉康认为意义的所指是下意识的欲望，语言的符号功能只能由能指来承担。能指符号的一连串的联结和转换就是转喻的过程。比如，我们用“老虎”比喻“勇敢的人”，又用“虎皮”比喻“老虎”，再用斑斓的颜色比喻“虎皮”，以至于一个人身穿斑斓服，便有了“勇敢的人”的象征意义。我们有意识地使用和理解的语言意义只是能指符号的无穷的转喻。至于它们所象征的意义，即它们的所指，那是在下意识层次的欲望的运动和流变。能指的流转与所指的流动虽然发生在两个彼此分离的层次，但它们却是共时的、同构的。当下意识的欲望撕裂了所指与能指的障碍而“逃逸”到语言之中，在失语与玩笑等等这些语言的“空白”处，显示能指的隐喻，即它所指的欲望。下意识如同是彩色画布下的素描，我们只能通过空隙认识它。拉康用下面的图式表示转喻和隐喻的发生过程：
图式的分子部分表示能指的无限的运动，图式的分母部分表示能指所象征的所指，即下意识的欲望。拉康说，分号的隔离表示能指与所指的“永恒的分离”。但是，也有反常或例外的时候，那就是，所指从下意识泄漏到意识之中，成为语言的隐喻。
拉康使用弗洛伊德分析的一个事例说明了隐喻的发生。一个德国人某天早晨照镜子，觉得自己发胖了，于是外出跑步，运动量之大，已超出正常活动的范围。他的动机似乎是减肥，其实真实的动机与一个名叫Richard的英国人有关。原来，他在前一天晚上发现，这个Richard是他的妻子的情人。Richard的英文爱称叫Dick，Dick在德文中的意思是“胖”。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减肥”对于他的意义是“杀死Dick”。在这一意义的转换过程里，从Richard到“胖”是能指的转喻，但“减肥”的隐喻“杀死Dick”则是下意识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