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干预对效用的直接影响
考察干预的影响，我们必须探究其直接和间接的后果。首先，干预对那些参与者的效用会有直接的、立即的后果。而当他们处于没有干预的自由社会，每个人总是会以他相信能最大化自身效用（即将他抬升到自己价值表尽可能高的位置）的方式行动。简言之，事前每个人的效用都会被“最大化”（这样说的前提是我们小心不要用基数的方式解释“效用”一词）。自由市场上的任何交易，其实可以说自由市场上的一切行动，都因为人们预期它有利于有关的各方才发生。如果我们用“社会”一词来描述所有个人交换的模式、数组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自由市场使社会效用最大化，因为每个人都从他自由的行动中收获效用。
在另一方面，强制干预本身就意味着，个人或者若干个人将并非出于自愿地做干预者现在强迫他们做的事情。一个人被强迫说或者不说某些话，或者与干预者或第三方交易或者不交易，他的行动也就因为暴力的威胁而改变。因此，受到强迫的人，其效用总是因为干预而损失，因为他的行动被干预的影响强制性地改变了。在封闭和二元干预中，每个受害人都有效用损失；在三元干预中，受到干预的那对潜在交易者中，至少有一方（有时是两方）损失效用。
事前谁获得了效用？显然是干预者；否则他就不会施行干预了。在二元干预的情况下，他本人牺牲其受害者的利益，直接获得了可交易的财货或者服务。在封闭和三元干预中，他从强行管制他人（也有可能是为其他二元干预提供看似合理的支持）而取得心理上的良好感觉。
因此，与自由市场相反，所有干预的情形，都为某一批人提供收益，而以损害另一批人为代价。在二元干预当中，直接收益与损失是“有形”的可交易财货或者服务；在其他情况下，直接收益是干预者得到的不可交易的满足，而直接的损失是受到强制而去参与较不满意（如果它不带来明显痛苦的话）的活动。
在经济科学尚未发展以前，人们通常认为，交易与市场总是以一方为代价而对另一方有利。这是重商主义对市场的看法的根源，米塞斯将之称为“蒙田谬误”。经济学已经证明这是谬误，因为在市场上交易双方都会获益。因此，在市场上并不存在这种所谓的剥削。但只要国家或者其他任何人采用暴力干预市场，利益发生内在冲突的论点就必然为真。因为这样的话，干预者牺牲受害者的效用而获利。市场上一切都处于和谐当中。可是一旦干预出现，它便创造出了冲突，因为每个人或者群体都有可能参与到这场竞争当中，想要做一个净获利者，而不是净损失者——也就是成为这样的干预集团的一部分，而不要做它的受害者。税收制度本身就确保了某些人会进入净获利阶级，另一些人进入净损失阶级。由于所有国家行动都依赖于税收这一根本的二元干预，所以任何国家行动都不能增进社会效用，即增进所有受影响的个人的效用。
对于自由市场与干预成鲜明对比，增进社会中每个人的效用这一结论，一种常见的反驳指出，那些产品突然过时的企业家命运十分悲惨。以马车制造商为例，他面对着公众需求从马车向汽车的转变。他难道没有因为自由市场的运作而损失了效用吗？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只关注制造商的行动所表现的效用。无论是在第一个时间段，消费者们需求马车，还是在第二个时间段，消费者转向汽车，制造商都在自由市场上为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而行动。从事后回顾发现他更喜欢第一个时间段的结果，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也许是有趣的数据，但对经济学理论家来说是不相关的。因为制造商已经不再生活在第一个时间段了。他总是生活在当下的条件之下，与其他人现在的价值表发生关系。在任意给定的时间段内，自愿交易会增进每个人的效用，并因此最大化社会效用。马车制造商不可能复原第一个时间段的条件或者结果，除非他使用暴力强制他人交易。但如果这样的话，社会效用，因为他的侵犯行为，就不再是最大化的了。
就如有某些作者尝试否认自由交换的自愿本质和互利性，也有一些作者认为国家行动具有自愿的性质。一般而言，这一尝试的基础，或是认为存在一种名叫“社会”的实体，它热烈地赞同和支持国家的行动，或是认为大多数人赞同这些行动，这又不知怎地，意味着全体同意，再或者是，他们认为，即便是反对的少数，在内心深处也赞同国家的行动。从这些谬误的假设出发，他们断言国家可以增加社会效用，至少可以与市场做得一样好。
讨论了自由市场的一致同意性、和谐性，以及干预所导致的冲突与效用损失之后，我们不妨提问，如果用政府限制私人罪犯（即强制交易的私人执行者）干预市场会怎么样？已经有人提问：这个“警察”职能难道不是干预行为的一种，自由市场本身难道不是必然依赖于这样一种干预的“框架”的吗？因此，自由市场的存在难道不就必然要求被政府惩罚的罪犯这部分人的效用损失吗？首先，我们必须记住，纯粹自由市场是一个两组人之间自愿交换的数组。如果市场上不存在犯罪干预的威胁——比如每个人都感到有义务尊重他人的私有财产——也就不需要任何反干预的“框架”。因此，“警察”职能只是次要的衍生问题，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先决条件。
其次，如果人们使用政府——或者从事此业的私人代理机构——限制和反对罪犯对社会的干预，那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斗争必然会迫使罪犯的效用受损。但这些防卫的行动很难算是我们所说意义上的“干预”。因为效用损失只是反过来强加在那些一直试图将效用损失强加给和平居民的人。简言之，警察机构为捍卫个人自由所使用的武力——即用于保护居民人身与财产的武力——纯粹是抑制性（inhibitory）武力；它是反干预性质的，对抗真正的、初始的干预。虽然警察机关这种反制行动，无法最大化“社会效用”——社会中涉及人际行动的每个人的效用——但它确实使非罪犯（即那些和平地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而没有造成他人损失的人）的效用最大化。如果这些防卫机构能够完美地完成任务，消灭一切干预，那么它们的存在也就与社会效用最大化完全相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