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补贴和转移支付
让我们再略进一步探究政府开支的类型学。转移支付或者补贴，强制性地惩罚有效率的人，而使无效率的人获益，因而扭曲了市场。（即便对于补贴前有效率的企业或者个人也是如此，因为其活动现在受到鼓励偏离了它们最为经济的点。）补贴延长了无效率企业的生命，阻碍了市场为了完全满足消费者需要而应当具备的灵活性。政府补贴规模越大，市场运作也就越受到阻碍，越多资源被冻结在无效率的地方，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会比不干预要低。此外，政府干预、补贴得越多，就会在社会中创造越多的阶层冲突，因为个人和群体只有牺牲他人才能获利。税收和补贴的过程覆盖越广，便会引诱越多的人放弃生产，加入到靠强制征收生产过活的大军。随着精力从生产转向政治，随着政府在一个正在缩小的生产基础上增加日益加重的养活国家特权阶级的负担，生产和生活水平会渐次降低。这一过程会不断加速，因为在任何活动当中成功的人往往是最善于做该项活动的人。因此，市场上最为兴旺发达的，往往会是最具有生产和服务同胞的能力的人；那些在政治当中争夺补贴十分成功的，则会是最善于实行强制或赢得实施强制者的偏爱的人。通常，不同的人依据普遍的技能专业化，会在不同的领域中取得成功。而且，对于两者兼长的人，征税再补贴的体系会鼓励和发展他们的掠夺性技能，惩罚他们的生产性技能。
直接转移补贴的常见例子是政府济贫（poor relief）。政府济贫是明确的对贫困的补贴，因为现在人们由于他们的贫穷，自动有权从国家取得货币。所以，休闲所放弃的收入的边际负效用减少，懒散和贫困趋于进一步增加，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必须从纳税人处榨取的补贴数量。因此，法律规定补贴贫困的体系，往往会加重它本来要缓解的贫困。如果（这也是通常情况）补贴的数量直接取决于穷人拥有儿童的数量，那么穷人会有更大的动机去生养更多的儿童，进而使穷人的数量成倍增加——而且是更具依赖性的穷人。政府的两种恒存的打击和驱赶，也许可以用来判定政府欲求推进慈善的诚意：打击“慈善诈骗”（charity rackets）以及驱赶街头乞丐（由于“政府已经向他们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两种措施的后果，都是损害了个人慈善，迫使公众将他们的善款输送到政府官僚圈子批准并与之有联系的渠道。
类似地，政府的失业救济，往往旨在消除失业，但恰恰造成了相反的后果：
它补贴和强化了失业。我们已经知道，劳动者或者工会设定高于他们可以在不受妨碍的市场所能够获取的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税收援助帮助他们维持这一不现实的最低工资，因此延长了失业的时间，加重了整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