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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经济与国家》第十二章 暴力干预市场的经济学 第八节 二元干预:税收 B 中性税收的尝试

《人,经济与国家》第十二章 暴力干预市场的经济学 第八节 二元干预:税收 B 中性税收的尝试 知识产权辩论会
2024-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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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B 中性税收的尝试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税从其自身角度看对于个人的影响。

B 中性税收的尝试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税从其自身角度看对于个人的影响。但税收扭曲市场的要素价格与收入的模式也同样重要,这是税收由不同人承担的方式所致。自由市场形成了一个复杂、几乎无限的价格、比率和收入的数组及结构。征收不同的税干扰这些模式,妨碍市场分配资源和产出的活动。比如说,如果A企业每年为某种类型的劳动支付5000美元,B企业支付3000美元,那么劳动者会倾向于从B转移到A,以此更为有效地服务消费者的需要。但如果A企业赚取的收入每年被课税2000美元,而B的收入微不足道地征税甚至完全免税,市场中B向A的导向会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消失,使得生产性资源的错误配置持续下去,损害到企业A的增长乃至生存。

我们在上面已经知道,追求中性税收——对于市场中性、使市场大致保持在税前状况的税收——是没有希望的冒险。因为当社会中必然有某些人是纳税人,另一些人是有特权的食税人,缴税就不可能有统一性。但即便我们不顾这些反驳,也没有考虑到政府支出税收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我们也无法找到一个中性税收的体系。许多作者认为,所有人统一比率的所得税会产生中性税收;因为这样的话,社会中收入的相对比率会与之前保持不变。比如,如果A一年收入6000美元,B收入3000美元,C收入2000美元,对每个人收10%的所得税会形成这样一个“分配”:A,5400美元,B,2700美元,C,1800美元——与先前的相互比率相同。(这当然假设了税收对于不同个人没有逆激励效应,或者是税收对社会中每个人有均等的逆激励效应——这基本上不可能发生。)但麻烦的是,这个“解决办法”误解了中性税收的性质。因为真正对自由市场中性的税收,并不是让收入模式与以前相同的税收;它会以仿佛这项税收真的是一个自由市场价格一样的方式,影响收入模式,以及经济所有其他方面。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纠正;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一项服务在市场上以某个价格出售,这笔出售断然不会使收入“分配”仍然与之前相同。正常来讲,市场价格相对于每个人的收入或者财富而言比例不同。但在它对所有人都相等,而不论他的收入或者财富甚或是他对产品的热衷程度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价格是一致的。一块面包卖给亿万富翁也不会比常人贵好几千倍。如果市场真的如此运作,很快它就会消失,因为赚钱是根本没有好处的。一个人赚钱越多,每种财货的价格也会同比例上升。因此,整个文明的货币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生产和劳动分工体系会崩溃。所以,比例所得税完全谈不上对自由市场“中性”,它所依据的原理,如果推理到极致,会毁灭市场经济以及整个货币经济本身。

所以,对每个人统一征税——所谓的“人头税”或者“居民税”——显然是离中立性目标十分接近的思路。但即便是这里,我们完全撇开不可避免的纳税人~食税人的二分法不提,这里所谓的中性也有着严重的缺陷。我们只消提一点,自由市场上的财货与服务,只有那些有自由意愿在自由市场价格获得他们的人会购买。既然税收是强制征收而不是自由购买,我们绝不可以假设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在自由市场中向政府支付相同这笔钱。实际上,税收的强制性本质,其本身就意味着,如果事情以自愿方式进行,政府的收入会少得多。因此,统一税并非中性,它至少过度地向三类居民征收了税金,因此会扭曲市场结果:他们是穷人、无利害关系的人、以及反对收税的人(这些人出于各种原因,本不会自愿向政府支付这笔统一的税金)。

以为统一税类似于自由市场价格的想法,还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人们会“购买”政府的哪些“服务”。例如,如果政府用税收补贴某个特殊利益集团,我们难以得知缴纳人头税的纳税人从政府此举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服务”。但我们以看似无疑是纯粹服务的警察保护为例,假设为了这笔开支人们缴纳人头税。自由市场的规则是一分钱一分服务;但这里的“一分服务”是什么?无疑,警察保护的服务在城市犯罪中心肯定比在某个死气沉沉,少有犯罪的穷乡僻壤要重要得多。警察保护服务在犯罪潜伏的区域成本肯定更高;所以,如果该服务由市场供给,那里支付的价格会比在穷乡僻壤的高。而且,受到某种犯罪威胁的人,以及需要更多监护的人,也应该在自由市场中支付更高的警察费用。统一税在危险的地方会低于市场价格,而又高于安全地方的价格。那么,要接近中性,税收应当根据服务的成本来定,而不是追求一致。这是备受忽视的税收的成本原则(cost principle)。

不过,成本原则也很难说是中性的。除了无法回避的纳税人~食税人问题外,还有“服务”如何定义和区别的问题。从张三向李四再分配提供了什么“服务”,张三所要评估的“成本”又是什么?即便我们仅仅局限于讨论警察保护这样的常见服务,严重的缺陷仍然存在。首先,政府的成本,如我们将在后文所见,必然比自由市场的成本高出许多。其次,国家无法很好地计算,因此难以准确估计其成本。第三,只有在均衡当中,成本才等于价格;而由于经济从来没有均衡,成本从不会是对自由市场价格的准确估计。最后,与统一税相同,而与自由市场相反,纳税人不可能表现他从政府行为获得的益处;成本原则只不过是轻易地假设了纳税人会自愿在这个价格购买服务。

还有一种中性税收的尝试是受益原则(benefit principle),称一项税收应当等于个人从政府服务所得的益处。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这条原则会意味着:比如,接收福利的人得为这些好处支付全部成本。每个政府福利接收者这样的话得支付比它所收到的福利更多的税,因为他同样需要支付政府官僚制度的“管理”成本。显然,如果坚持受益原则,也就不会有任何福利或者其他补贴支付了。即便我们再次把讨论局限于警察保护服务,我们仍然不难看出此原则的严重缺陷。我们再次忽略仍然存在的纳税人~食税人二分法。致命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度量受益程度,甚至不知道其是否存在。与人头税和成本原则一样,这里不存在自由市场,可以让人们表现他们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大于他们所付出的财货的价值。事实上,既然税是依靠强制征收,显然人们从政府获得的好处显著低于他们被要求支付的数量,因为如果他们有自由,他们会向政府贡献更少的钱。所以,“受益”只不过是政府官员武断的假设。

况且,即便人们可以自由地表现他们是否受益,受益原则仍不会接近于自由市场的过程。我们再次强调,个人在自由市场上为服务支付统一的价格,而不论他们主观受益程度。通常,那些愿意“走一里路买一包骆驼烟”(walk a mile for a Camel)的人,并不需要比无意抽烟的人支付更多的钱。根据每个人获得的益处征税所以恰好与市场原则相反。最后,如果每个人的益处都被税收征走,那他就没有理由进行交易,或者接收政府服务。在市场上,要支付所获益处的足量的,不是所有人,甚至不是边际买家。边际以上(supramarginal)买家取得了无法度量的剩余利益,边际买家亦然。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剩余他们便不会购买产品。除此之外,对于警察保护之类的服务,受益原则会要求穷人以及弱者比富人和能者缴纳更多税金,因为前者可以说从保护受益更多。最后,我们应当注意到,如果每个人从政府获得的益处被税收征走,从政府取得他们全部收入的官僚们,将不得不向政府归还他们全部薪水,而因此需要无薪服务。

但有人会反对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每个人的收入有一定比重是得益于“社会”而尽管不是政府呢?首先,这是无稽之谈。事实上,相反的论点才更为准确:由于A和B都参与社会、享受其利益,A与B之间的收入差异必然源于他们自身具体的价值,而不应归因于社会。无疑,不能用每个人都从社会获益这一点推出比例税的合理性。而且,即便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又怎样变戏法说明“社会”就等同于国家呢?A,B,C这市场上的三位生产者,对于一人而言另两人的存在就是“社会”。如果他们从这个“社会”中获益,G,政府,又如何能够利用这个事实确立它对他们的财富的要求权呢?

至此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税收原则对市场是中性的。收入越多缴税越多的累进税,当然没有想要税收中性。如果说比例税体现的是一条摧毁整个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本身的原则,那么累进税的危害更为严重。因为累进税甚至以更大的比重惩罚有能力的、有效率的人。累进税率对于那些特别善于工作或者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逆激励性的因素。而由于那些人的专长是为了服务消费者,累进税也向消费者征收了特别的税负。

除了上面讨论过的所得税惩罚储蓄两种方式以外,累进税是另一种变本加厉的方式。因为经验上看,在大多数情况下,富人的收入中用于储蓄和投资的比重高于收入低于他们的群体。不过,没有先验的、行动学理由说明为什么总是如此。例如,在富人购置珠宝而穷人节俭地储蓄与投资的国度,这条规则就被打破了。

虽说累进原则无疑对市场有高度的破坏性,但是最保守、最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大多夸大了它的后果,而低估了比例税的破坏性后果。比例所得税有着许多相同的后果,所以所得税的水平对于市场而言通常比累进的程度更为重要。比如,社会A也许实行的是比例所得税,要求每个人缴纳50%的收入;社会B有很激进的累进税,要求每个穷人缴纳收人的百分之0.25,富人10%。富人当然会偏好社会B,即便它推行的是累进税——这一点说明,更能加重富人税负的,不是税收的累进程度,而是税负的水平。

我们顺便提一下,贫穷的生产者也会因为税负较轻而偏好社会B。这证明了,保守主义者常见的抱怨,指责累进税是“穷人抢劫富人”是错误的。因为在我们的例子里,穷人和富人都选择了累进税!这是因为,在累进税制下,并不是“穷人抢劫富人”,而事实上是国家“抢劫”了他们两者,不论税制是比例税还是累进税。

也许有人反对称,穷人从来自国家税入的开支和补贴中受益,因此间接地“抢劫”了富人。但这忽略了国家能够以许多不同方式进行开支的事实:它可以消费具体行业的产品;它可以补贴某些或者所有富人;它可以补贴某些或者所有穷人。单凭累进的事实我们不能推出大批“穷人”正在受到补贴的结论。其实,如果某些穷人得到补贴,而其他没有,那后面这批净纳税人也会和富人一道遭到“抢劫”。事实上,由于穷人往往比富人多很多,大多数穷人倒真有可能承担即便是累进税体系的最大税负。

税收所有可能的类型当中,最有计划地损害和摧毁市场运作的是暴利税(excess profitstax)。所有生产性收入当中,利润虽然数额相对较小,但意义与影响重大;利润是整个市场经济的马达、驱动力。利润与亏损信号推动企业家和资本家,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和组合,引导以及重新引导社会的生产性资源,用于变动条件下变动的消费者欲求。当利益驱动受损,利润与亏损就不再能作为有效的激励,或因此不再作为市场经济中经济计算的手段。

奇怪的是,在战时这个正是迫切需要维持一个有效的生产体系的时候,“将利润赶出战争”的呼声却越响。这种热情似乎从来不针对那些显然因战争必然带来的“利润”而工资提升的钢铁工人——它只针对企业家的利润。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地阻碍战备的方法了。此外,“暴利”的概念需要预设某一种标准,在此标准之上的利润可以课税。这个标准或是某个利润率(这牵扯到在每个企业计量利润与资本投资的种种困难),或是指在战前某个基期的利润。人们通常偏向选择后者,因为它具体针对的就是战争利润。但它使得经济更为混乱。因为它意味着,当政府拼尽全力增加战时生产时,暴利税创造了各种降低和减缓战时生产的激励。简言之,暴利税趋于将生产过程冻结在基期的和平时期的水平。战争持续越长,基期结构就变得越为过时、越为无效率与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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