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知识》第二编 默会成分 第六章 求知热情 第五节 科学争端

第五节 科学争端

启发性热情并不寻求个人的拥有。它的发动不是去征服，而是使世界富有。然而，这样的一个举动也是一种攻击。它提出主张，对别人提出巨大的要求，因为它要求人人都承认它对人类所作的贡献。为了得到满足，我们的求知热情必须找到回应。这种普遍性意图造成了一种紧张：当我们自己所寄托的关于现实的某种幻想受到别人轻蔑的忽视时，我们就觉得受不了，因为普遍的不信任使我们自己的信念陷入危险，在我们的心目中引起反响。我们的幻想必须征服，否则就灭亡。 

像说服性热情所起源的启发性热情一样，它也觉得自己面临着一个逻辑鸿沟。就一位发现者把自己寄托在某种现实的新幻想上这一点来说，他已经把自己从依然按老方式思维的其他人中分离开来了。现在，他的说服性热情激励着他跨越这一鸿沟，要改变每个人，使他们也像他那样看待事物，甚至要像他的启发性热情激励着他跨越了曾经使他与发现无缘的启发性鸿沟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科学争端从来就不是全部局限于科学领域以内的，因为当有关某一整类所谓事实的新的思想体系处于争论之中时，争论的问题将是它应该得到原则上的承认还是拒绝，而那些在这样的综合基础上拒绝承认它的人将会不可避免地认为它是完全无效能和毫无根据的。例如，让我们看看四个当代的争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爱丁顿的物理学先验论、莱因的“心灵之所及”，或李森科的环境遗传学。在此提及的上述四位作者都具有各自的观念框架，他们都用自己的观念框架来辨认自己的事实，都在自己的观念框架范围内进行论证，每位作者都用自己具有显著特征的术语来表达自己的观念。这四种观念框架中的任一种都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它们都能解释它们认为是具有坚实基础的大多数证据，它们本身都具有足够的连贯性，都能令其追随者们满意地证明它们目前忽略它们无法解释的事实或所谓的事实是有道理的。它们与任何根植于不同的经验观的知识或所谓的知识是相应地分离开来的。这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体系是被一个逻辑鸿沟分隔开来的，就像一个问题与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发现被分隔开来一样。依赖于一种解释框架的形式操作不能向依赖于另一种解释框架的人们演证一个命题。它的倡导者甚至无法成功地得到这些人的聆听，因为前者必须首先教会后者一种新的语言，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学会一种新的语言，除非他首先相信这一语言对他有某种意义。事实上，一群有敌意的听众可能故意拒绝考虑像弗洛伊德、爱丁顿、莱因或李森科等人的新观念，正是因为他们害怕一旦接受了这一框架，他们就会被引向他们——正确地或错误地——讨厌的结论。一个新体系的倡导者只有在首先赢得听众对他们仍未掌握的学说的求知同情时，才能令听众信服。那些同情的听众将会自己发现他们在不同情此一学说时永远不能发现的东西。他们这样接受一种学说，是一个启发性过程，是一种自我修正的行为，而在这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皈依。它生产出构成一个学派的信徒，这时，这一学派的成员就被一个逻辑鸿沟与这一学派外的人们分隔开来了。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思维，说不同的语言，生活于一个不同的天地中，并且，就这种意义上说，这两种学派中的至少一种眼下还被（正确地或错误地）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科学中试图说服别人接受一种新想法的巨大难处。我们已经看到，在它表述了一种新的推理方法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能用形式论证来说服别人相信它，因为只要我们在他们的框架内进行论证，我们就永远不能引导他们抛弃这一框架。所以，演证的时候必须补充一些能够引发皈依的种种形式的说服工作，必须证明拒绝使用对手的论证方法是有道理的，对手所使用的论证方法则全然不合道理。 

这样全面地拒绝使用对手的论证方法不可能不使对手信誉扫地。对手被说得好像是全错了，这样，在争论激烈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暗示着对手是一个傻瓜，是怪人，或是一个骗子。而且一旦我们拼出老命要确立这样的指控，我们就很容易地进一步揭露我们的对手是一个“形而上学者”、“阴险狡猾的人”、“犹太人”或“布尔什维克”，就像事情可能发生的那样——或者，从铁幕的另一边说——是一个“客观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在求知热情的冲突中，每一方都必定不可避免地攻击对手的人身。 

只要用上这些术语，这样的冲突甚至也能常常在回忆中体会到。它们似乎不是科学论证，而是两种对立的科学观之间的冲突，要么就是科学价值与非法干涉正当的科学探讨过程的外来利益之间的冲突。在此，我将回顾一下四个争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是哥白尼争端，我在此前已经有机会提到过。其他三个出现在19世纪，像较早时期的那个一样，它们的结果对发展我们现时的科学价值感起着有效的作用。 

作为被一个逻辑鸿沟分隔开来、实际上都很完整的两种体系，托勒玫和哥白尼理论的互相对立持续了很长时间。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到牛顿的《原理》的出现这148年中的任何时候所已知的事实都可以从这两种理论中得到解释。1619年开普勒第三定律的发现本可打破这一平衡而使天平倾向哥白尼一边，但是，在恒星被看到的角度内却没有任何季节性变化出现，这种情况继续给这一体系带来极大的困难。若地球在运动中，下落的物体就不会垂直地掉到地面上这种错误的论点被伽利略否定了，但被他视为地球自转的关键证据的他对潮汐的解释却也陷于类似的错误之中。他发现的木卫星或许具有启发性，但这一发现的意义却难以证明他对拒绝通过他的望远镜观察木卫星的那些人的蔑视与抨击有道理。伽利略的信念的确实根据在于他满腔热情地体会到日心说的见解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这种感觉因他对亚里士多德统治科学的权威的愤怒反叛而加强了。他的对手们一方拥有常识性的见解，即地球是静止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有着一种生动的意识，这就是：具有独特性的人就是宇宙中唯一觉得向上帝负责的分子。他们渴望为人在宇宙中保留一个与他的重要性相应的位置。这是与哥白尼学说的求知吸引力相对立的感情力。

哥白尼学说的胜利拒绝并镇压了这一要求，认为这一要求是对科学追求的非法干涉。同时，这一胜利还建立了一个原则，即科学真理不应考虑它在宗教和道德上的反响。但这一原则并不是无可辩驳的。如今它被苏维埃理论所拒绝，这种理论认为一切科学都是阶级的科学，必须得到partynost即党的精神的指引。它也受到天主教的抗争，如1950年罗马教皇的通告《人类》；还同样受到各地的圣经原教旨主义者的抗争。我反对对事物作普遍的机械性解释，是基于它会损害人类的道德觉悟这一理由，这也隐含着我对科学在道德上的绝对中性化的某种程度的不满。然而，尽管这一争端还未完全结束，但是，对道德和宗教的冷漠这一原则还是在现代科学的领域中流行，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它的统治还未受到过有效的挑战，而哥白尼争端的结果则一直在给这一原则构成了突出的支持。 

现代科学的另一个原则来自早期它与亚里士多德及学术传统的冲突，这就是它的经验主义理想。尽管我由于认为把个人知识从科学中排除出去会把科学毁掉而不满这一理想的绝对形式，我还是承认经验主义在开启现代科学之门的过程中的决定性成就。当然，我也不否认科学不断受到种种虚无思辨侵袭的威胁，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对它们加以限制并摒弃。但是，我认为个人知识在科学中所起的作用使我们不能建立任何准确的规则以把这些思辨与恰当地进行的经验调查显著地区分开来。经验主义只有在成为准则时才是有效的，而对这种准则的运用本身就构成了识知本领的一部分。在过去一些科学争端的例子中，科学的经验主义准则已取得了流行的意义，但这些例子将表明在某些重要的实例中，经验主义的主张被证明是多么有争议和多么误导人。

年轻的黑格尔对科学上的经验主义方法的唐吉诃德式攻击，以及他迅速败于科学家的手下一事是促成现代科学形成的几个重大经历之一。1800年，由博德领导的一组六位德国天文学家着手探索一颗新的行星，以填补表示行星间距离的一个数列中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位置。这个数列是蒂裘斯发现的，也称博德定律。这个数列是这样得到的：写下数字4，接着是数列3+4，2×3+4，2²×3+4，2³×3+4……等等。这就为最先的8个位置给出了：4、7、10、16、28、52、100、196。这个数列能很恰当地与1800 年时已知的七颗行星的相对距离相应，如果把第五个数字去掉的话。若武断地把地球的距离放在10的位置上就有了下页表。

年轻的黑格尔对一个符合某一数字规则的探讨大加嘲弄，但由于这一规则毫无意义，所以只能是偶然的。他说，大自然是由内在的理由形成的，它必定由符合理性的数列支配着。他假定行星的相对间距必定符合毕达哥拉斯数列1、2、3、4（22）、9（32）、8（23）、27（33），但是，他用16代替了数列中的8。这样就会把行星的数量限制在7，而让第四与第五颗行星即火星与木星之间留下了很大的距离，因此，寻找第八颗行星来填补这个位置就是一种空想了。

然而，1801年1月1日，博德领导的那些天文学家在前面讨论过的位置上发现了小行星谷神星。从那时起至今在那个位置上已经发现了500多颗小行星，而那些小行星可能是原来占据那一位置的一颗大行星的碎片。

黑格尔被击败了，天文学家们愉快凯旋。这只有好处，因为它确认了一种更正当的科学价值感。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除此之外它并未对科学价值有什么别的支持。博德定律是否有任何合理的基础，或者（就如黑格尔所想的那样）是因纯巧合而完成的，这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在过去二十年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一直在反复变化。由此看来黑格尔拒绝接受天文学家提出的探索新行星的根据或许是对的。

然而我同意天文学家是对的而黑格尔是错的意见。为什么？因为天文学家们的猜测是在于可以设想的科学体系之内，因而是作为科学家的天文学家们有权作出的那一类猜测。这是一个有效猜测，而且，如果博德定律含有任何真理成分的话，它甚至是一个真实的猜测。但是，黑格尔的推理是完全不科学的、无效的。可幸的是黑格尔猜测错了，而天文学家们的猜测尽管或许没有得到合理的证实，他们却猜中了。但即使黑格尔的猜测真的被证明是对的而天文学家们的猜测是错的，我们还是会拒绝黑格尔对现实的幻想而坚持天文学家们的猜测。

科学家们对《自然哲学》的反感是强烈和持久的。到19世纪中期，经验主义的统治无可挑战。但是，不幸的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还有与之相关的科学价值观和关于现实的本质的观念——却远不是毫无歧义的。因此，来自逻辑鸿沟两边的关于这一方法的对立解释就一直反复互相较量着。

在1875年于乌得勒支大学发表的博士论文中，J.H.范特荷甫提出了一个理论，指出含有不对称碳原子结构的化合物在光学上是活跃的。1877年出现了这一著作的一个德文译本，里面有杰出的德国科学家、光学领域的权威威斯莱森纳斯的一篇赞扬性序言。它的发表引发出另一位德国一流化学家戈尔贝的疯狂攻击。戈尔贝刚刚发表了一篇叫“时代的符号”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严斥了德国化学家中严格的科学训练的衰落。他说：

这种衰落导致了表面上堂皇而有学问实际上却浅薄而贫乏的自然哲学之杂草的重新滋蔓生长。这种哲学在五十多年前被精密科学取代后，如今又一次被伪化学家们从人类谬误的杂物间给挖掘出来了。它就像妓女一样换上雅致的新装，涂上脂粉，被偷偷地带进她并不配属的令人尊敬的群体之中。

在第二篇论文中，作为这种离经叛道的进一步的例子，他描述了范特荷甫的这部如果不是得到了像威斯莱森纳斯这样的杰出化学家的热情推荐这一“不可理解的”事实“他本会像对待许多其他类似的努力一样忽视的”著作。所以，戈尔贝写道：

有个受雇于乌得勒支的兽医学会叫做J.H.范特荷甫博士的人，似乎对精密化学研究没有趣味。他发现更加方便的是骑上（无疑是从兽医学会借来的）柏伽索斯并在他的《太空化学》中宣布在他飞向化学的帕那萨斯的勇敢的飞行中觉得原子如何分布于世界的空间中。

戈尔贝对威斯莱森纳斯给范特荷甫的理论所写的序言的评论，甚至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批评原则。威斯莱森纳斯的序言中曾提到“碳化合物理论进展过程中这一真正重要的步伐，是有机的和具有内部的必要性的”。戈尔贝问道：“那种碳化合物理论”是什么？“这一步伐是有机的和具有内部的必要性的”又是什么意思？他继续写道：“在这里，威斯莱森纳斯已经把自己从精密科学家的队伍中驱赶出去，并加入了具有不祥记忆的自然哲学家的行列，他们只被一层薄薄的‘媒介’与招魂术士分隔开来”。 

科学的意见最终还是抛弃了戈尔贝对范特荷甫和威斯莱森纳斯的攻击，但他对思辨化学（“论文化学”）的怀疑依然在大多数一流的化学刊物中流行，它们至今还拒绝刊载没有新的实验结果的稿件。尽管化学主要是基于道尔顿、凯库勒和范特荷甫等人的思辨之上，而且这些思辨一开始时也没有任何实验观察相伴随，但是，化学家们还是一直对这一类著作表示怀疑。由于他们没有充分相信自己能把真实的理论发现与空洞的思辨区分开来，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得不按一种设想办事，希望这种设想终有一天会使最重要的理论论文受到拒绝而相对浅薄的实验研究得到接受。即使对于本领域里的专家来说，用经验主义的标准来区分科学的良言与无聊的聒噪也竟是如此地困难。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纯理论的发现之中。起于1839年的关于酒精发酵本质的大论战持续了差不多四十年，它表明要核实一项实验观察报告却也可以陷入完全相同的困难境地。从1835年至1837年，不下于四位独立观察者（卡纳德·德拉图尔、施万、库特辛和蒂尔潘）都报告说发酵时产生的酵母并不是一种化学沉淀物，而是通过发酵而成倍增长的活的蜂窝状有机物。他们都得出结论：发酵是酵母细胞的一种活的机能。但这一理论与当时科学家中占支配地位的求知热情相对立。1828年，维勒曾从无机物中合成了尿素，因而成功地证明种种能力是不存在的，直到那时为止那些能力只单一地归结于有生物。李比希照此办理，为用化学方法研究一切有生物打下了基础；而柏济力阿斯则认出了铂能够加速有它存在而出现的反应，就像酵母引起的发酵一样。这三位大师都大大地嘲弄被他们视为已被他们永远禁止的“生机论”之疯狂回潮的那些主张。维勒和李比希发表了一篇精心写作的短文，取笑了那些荒谬的思辨。 

1857年，巴斯德进入了“生机论者”的行列。他对酵母和腐化作用的研究使他同时卷入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即“无生源说”的问题。在这场论战中，他也站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动的（在写作此书时，在苏联依然还被认为是反动的）那一边，即否认有生物可以在实验中从无生物产生出来。

这两场论战之所以旷日持久而无限期地进行下去的原因，在巴斯德为把发酵视为酵母活细胞的一个机能的论证而作的评论中得到了揭示：“如果有人竟说我的结论超越已确立的事实的话（他写道），我是会同意的，但我所指的是：我已经按照严格地说来是不能无可辩驳地演证的观念秩序毫无保留地采取了自己的立场”。因此，这种观念秩序就被一个逻辑鸿沟从李比希、维勒以及跟他同时代的很多其他大人物所拥戴的那种秩序分离开来了。这一裂缝最终被毕希纳的发现所引起的观念革新给弥合了。1897年，毕希纳从酵母细胞中压榨出来的液体里发现了酒化酶。发酵的催生物原来是李比希和柏济力阿斯所设想的那种无机催化剂，但它也是酵母细胞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器官，就像自从卡纳德·德拉图尔以后的巴斯德及其先驱们所曾肯定的那样。细胞内酶这一新概念把这两个方面结合了起来。

我刚刚作过回顾的科学大论战是在充满热情的声调中进行的，就如争辩的双方在一个没有共同的、与个人无关的程序可遵循的框架中辩论时所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情况一样。考尔贝不可能与范特荷甫辩论。他以开心而嘲讽的口吻引用范特荷甫对螺旋形排列的原子的描述，对于他来说，这种描述正是证明新的理论是空想连篇的充分证据。而且，从他自己的观点上看，他拒绝按照这些思路进行详细论证是对的，因为他否定一个人是能够按照这样疯狂的看法进行理性的辩论的。维勒和李比希用以回应卡纳德·德拉图尔、施万和其他声称发酵是活的酵母细胞的机能的人之论文时所发表的讽刺文，就出自与此相同的见解，即被认为完全貌似有理的论证是不可能被严肃地逐点讨论的。一个因受到挑战而回应李森科的种种生物学理论的西方科学家，同样会拒绝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据来讨论按这样的根据提出来的这些理论。另一方面，李森科也拒绝考虑孟德尔主义的统计式证据，因为“在科学上运气是没有位置的”。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像科学的道德中性一样，经验主义是由过去关于某些特定的观点流派的科学价值的论战结果为我们制定和解释出来的一个原则。我们对科学价值的鉴赏力就是从历史上这样的争端的结果中发展形成的，就像我们的正义感是由多少个世纪以来的司法判决所定型的一样。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文化价值都是一系列类似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求知动乱的淀积。但是，过去所有的思想斗争如今最终也只能按照我们自己确定什么是这一历史的真实结果和教训的方式来解释。而且，我们必须在当代争端的场境内接受这一决定，而这些争端也许重新对那些教训提出争议，又对它们提出全新的原则性问题。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被我们接受下来的。

对于事物的本质如今依然还有种种严肃的问题有待解答。至少我还相信它们都还有待解答，尽管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他们自己所持的见解是正确的并嘲笑向他们的见解提出的任何挑战。超感官感知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它的证据如今受到科学家们忽视，他们一心只希望它将来有朝一日找到的是某种浅薄的解释。在这一点上科学家们可能是对的，但我也尊重那些认为他们可能是错了的人。在现阶段，双方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有益的讨论。

还有另一个例子。今天的神经病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承认如下的设想：一切自觉的心理过程都可被解释为出现在神经系统中一系列物质事件的附带现象。有些作者，如梅斯博士、我和R.O.卡普教授等，都曾试图证明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就我所知，只有一位神经病学家即J.C.埃克尔斯教授有点过分地修正了大脑的神经病学模型，把一种影响力引入这一模型里，通过这种影响力，意志将参与并在两种可能的可选决定之间确定其选择。这一建议被所有其他神经病学家轻蔑地忽视了。的确，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是很难对此进行有益的辩论的。

今天，在遗传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流派与英国的格拉姆·坎农、比利时的达尔克、法国的范德尔及其他作者之间也存在类似的裂缝。前者把进化论解释为一系列偶然变异的结果，而后者则认为这种解释不适当且支持一种设想，即在较高级的生命形式的起源中，有某种和谐的、具有适应性的动力控制着种种最重要的变革。

有些人听着这些描述可能觉得不耐烦，因为他们相信科学通过系统而不动感情的经验性调查为决定任何这类问题提供了一种程序。然而，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清楚，那些人就没有理由对我觉得不耐烦了。我的论证就会没有说服力，就可以被心平气和地忽视了。

无论怎么样，还是让我清楚地概述一下我所极力主张的东西。我说过，求知热情具有肯定性内容；在科学上这些热情肯定了科学的意义和某些事实的价值，与缺乏这样的意义和价值的其他领域形成对照。这种具有选择性的功能——如果没有这样的功能，科学就根本无法定义——与同样热情的另一种功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另一种功能中，这些热情的认知内容被补充了意动的成分。这就是它们的启发性功能。启发性冲动把我们对科学价值的评赏与对现实的一种幻想联系起来了，这种幻想就成了调查研究的向导。启发性热情也是原创性的主要动力，这种力促使我们放弃一种公认的解释框架，使我们在跨越逻辑鸿沟的同时把我们自己寄托于并运用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最后，启发性热情常常会变成（且不得不变成）说服性热情，这是一切基本争端的主要动力。

我不是在给这些热情的爆发鼓掌。我不愿看到一位科学家竭力把对手推向遭受求知蔑视的境地，或为了使自己受到注意而压制对手的声音。但我承认，可悲的是，在争端中这样的手段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