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波兰尼在其著作《个人知识》中探讨了知识的本质和不同知识等级之间的关系，为知识社会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对上层知识的论述尤为引人注目，它揭示了在复杂文化中，人们如何通过共同信念和标准进行交流，并形成超越个体知识的集体智慧。其中，对上层知识的论述为我们理解知识的社会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以及文化因素对知识的影响。
作者介绍：迈克尔·波兰尼（1891-1976年）是一位英籍犹太裔的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他以其在科学哲学领域的贡献而闻名，尤以对集体主义（或极权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本文选自迈克尔·波兰尼的代表作《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第四编：识知与存在）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该版本由许泽民先生翻译，陈维政先生校对。
（上图左为选文版本，右图为本书的德语版本）
上层知识
让我集中讨论一下发生在共同的复杂文化中平等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在此，我必须简单回顾一下一个复杂文化的社会母体，以便现在能把它视为构成生物学的主题的生命诸渐升层次的一种延伸。现以在平等地位上讨论一个科学问题的两位科学家为例。每位科学家都依赖他相信对他自己和对方都具有强制性的标准。每当他们中的一人作出一个断言判断在科学上什么是真实和有价值的时候，他都盲目地依赖科学公认的整个体系的间接事实的价值。同时，他还依赖他的同伴，相信他的同伴也依赖相同的体系。事实上，两个人之间这样形成的互相信任的关系只是在千千万万个具有不同专长的科学家之间互相信任的广大网络中的一环。通过这个网络——也只有通过这个网络——科学上的大众意见才能建立，这种大众意见才能被说成是承认了某些事实和价值在科学上的有效性。此前，我曾描述过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他能清楚地看到的是科学的多么小的一部分。我也曾表明，一个科学事实与标准的体系只有在每一位科学家都相信所有其他科学家，都在他的研究、讲授和他的管理行动上维护这个体系中他自己的那个专业部门时，才能被说成是存在的。虽然每个人都可能不同意（就如我自己也不同意一样）某些公认的科学标准，但是，如果科学要生存，要成为具有连贯性的上层知识体系，要被互相承认为科学家的人们所拥护，要被现代社会引以为向导，这些违反公认标准的意见就必须是零散的。
我也同样较详细地表明，在科学追求与传播的过程中这种经过调合的大众意见是如何运作的，同时也概述了这样的大众意见在复杂的现代文化这个更广泛的领域中类似的运作。我们对有生物不断升级的探讨把我们引向生物学的成就，现在，面对作为这种成就的延伸的这种大众意见，我将把现代高度言述性的共同体视为上层知识的一种形式。因此，除了关于科学和其他事实性真理的种种体系以外，这种上层知识还将被用以包括一切被自己的文化中的人们连贯地认为是正确和优秀的东西。当然，我自己对外国文化中的“上层知识”的评赏将受到我对自己的文化中的上层知识的认识的支配，这一点将不得不得到考虑。
对于自己所处的文化来说，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它的任何一个追随者直接可见的。它的绝大部分全都被埋藏在图书、图画、乐谱等等之中，大部分都没有被阅读过、听过、演奏过。在这些记载中的信息，即使在对它们具有最广博的知识的心灵中，也只是使这些心灵知道它们能够得到这些信息，能够唤起它们的声音并理解它们。这就把我们带回到隐含在把科学描述成上层知识这一行为中的事实上，即所有这些累积起来数量庞大的系统性言述形式都是由记载在册的人类肯定组成。它们是预言家、诗人、立法者、科学家和其他大师发出的言论，或者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并被载入史册，为子孙后代树立了典范的人们发出的信息，还有竞相争取公众的忠诚的当代文化领袖们的活的声息。这样，我们归根到底还是可以把体现在一个现代的高度言述性的文化中的整个上层知识视为它的大作家们所说和它的英雄和圣贤们所做的东西的总和。如果我们属于这一文化，那么，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大人物：我们相信他们的杰出性；我们尽力理解他们的著作，遵循他们的教导，学习他们的榜样。这样，我们坚持知识交流赖以在一个文化中进行的共同信念和标准，似乎就等于追随作为权威之源泉的同一群大师了。他们是我们求知的鼻祖：是“养育了我们的名人和父亲”；我们成了他们的遗产继承人。
（提出认知框架和先验条件的概念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康德先验论的一种回应和发展）
结果，平等的人们在一个复杂的文化之中进行的对话就这样又承认了一个（第五个）知识等级，这个等级的知识不受认识它的人们的批判性鉴定，但它的大部分却被他们以他们相信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们的权威为基础而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下来。在谈论这样的上层知识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制定标准以评判我们认为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们；恰恰相反，我们是在服从他们给我们制定的标准并以这些标准作为指导。
在论述欢会神契那一章里，我根据社会与思维的关系把社会划分成以下各类:
（1) 认为思维是一股独立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只体现在具体的正统观念中的前现代静态社会，我们可以称之为独裁主义社会。
（2) 各种现代动态社会。它们要么是（a) 自由的，如果它们承认思维是一股独立力量的话，或（b) 极权主义的，如果它们原则上否定这种独立性的话。
自由社会与静态独裁主义社会的区别在于前者接受大量的竞争性思维作为指导。它的成员共同拥有大量的英雄人物和大师，但也可以与他们中的某些人有不同意见。极权主义社会既与自由社会不同也与独裁主义社会不同，它从原则上把权力与思维的关系颠倒过来了。我曾在论述欢会神契那一章中解释了把关系这样颠倒过来的原则。
我到现在为止就上层知识所作的议论主要谈的是它在自由社会中的地位。从现在起随后说的东西将坦言承认我对这样一种社会的效忠。我将谈到它的英雄们和大师们，他们也是我自己的英雄和大师；我也将谈到他们的自由主义正统观念，这种观念是他们用与这种观念的内容相一致的词语建立起来的。我本人也服从这种观念。
让我再作一点回顾以作为一个起点。我们赖以在心灵上超越动物的一切首先是由于我们学会了说话而在我们内部唤起的。从心灵上看，我们的存在是由我们接受的思维的群体语言唤起的。儿童几乎是被动地接受这种群体语言的。然而，他从自由社会的大师们那里学会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暗中限制了他所服从的权威——不是因为它不时地提醒他采取怀疑的态度，而是相反，因为它承认真理和其他形式的优秀事物的普遍性。含有这些理想的语言居留在我们的大师们的著作和生平之中，它授予我们每一个人维护这些理想的权力，以反对同样出自这些大师的不符合这些理想的任何特定的言论。因为我们立誓效忠的不是这些大师本人，而是我们理解意义上的他们的教导。的确，一个自由社会所献身的原则只有通过这个社会里普通人的生命才能获得自己的有效意义。指导一个自由社会的上层知识由它的大人物系统阐述，并体现在它的传统里。
人与他的理想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只有自由地追求这些理想，他才能识知这些理想。这一点已在谈论寄托那一章里说过了。在此，让我回顾一下在本书各处零星地谈到的自由社会的理想，以使这一点的内容更加充实。在谈论求知热情的那一章中我表明了科学的价值是如何根植于大科学家们的工作中，我们的审美情趣是如何同样由音乐和绘画大师们培养出来的。在“欢会神契”那一章里，我谈到了激起我们的现代政治动力的道德热情；在“怀疑之批判”那一章中，我给我们时代的宗教热情的深化与净化倾向提出了一些证据。在“寄托”那一章里，我谈到了持之以恒的伸张正义的热情最终使法庭得到了独立；在本章，我表明了我们对有生物及其各种成就的评赏是如何得到生物学的支持的。
这些简短的论述只能被用作指向这个范围无限的题材的指针：我们的大人物已经证实的各种各样的优秀事物是无穷无尽的，在本书中，甚至试图把它们分类都不可能。然而，现在我们必须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到上层知识这整个领域上，把它当作我们不断升级的生物学探讨与我们此前所作的认识论探讨扩展后的重合。我用以巩固我对事实的个人知识的寄托框架也必须能够通过对其术语的适当归纳而证明：我坚持隐含在一个自由社会的文化里的信念和标准是有道理的。这一结果应该与扩展到对大人物研究的生物学相一致。
我将进一步深入进行我的不断升级的生物学探讨并接着对生物学作一评论，这样我就可以使超生物学与维持人类的理想这两方面像上述那样融汇起来了。请记住生物学是如何从对原生的植物性寄托的鉴定升级至对原始的能动感知性寄托的鉴定，然后，通过对动物学习的研究再升级至对始于智力且具有普遍性意图的寄托的鉴定的。我们首先观察了一个具有原生个体中心的活体，然后逐步展开而面对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刻意地把自己寄托在解决一个外部问题的方法上。随着我们一级级地从形态学上升至动物心理学，我们对有机体欢会神契的参与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平等了。就这样，当我们最终到达人类思维的研究这一级时，欢会神契变成相互的了。至此，一个有意识、负责任的人——生物学家——要鉴定另一个与他具有同等地位的、其思维能够以与生物学家自己的相同的根据要求受到尊敬的人之成就了。正是关于这些根据的话题才使这两个负责任的人的对话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使我们承认有一种居于这两者的知识之上的知识，即他们的文化中的上层知识。这种知识以大人物为中介，而这些大人物就是这一文化的创立者和示范者。对话只有在参与的双方都属于同一个共同体、都大体上接受同一种学说和传统并以此来判断自己的肯定时才能维持下去。一次负责任的对话交流首先就要假定有一个共同的天地，即上层知识。
在这样逐级上升的过程中，我们的欢会神契的热情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发展。我们对和谐的存在之热爱使我们学习活的形态；我们对活的机能的创造力之乐趣维系着胚胎学和生理学；我们对动物的喜爱维持着我们对它们的行为的研究；最后，当我们升级到人类的伴侣关系时，我们也必然超越这一关系，在这一关系赖以为基础的社会中找到一个精神居所。就这样，在两个平等人之间发展的精神生活必然包含着与他们共同的上层人物的整个体系相关的感情关系。两个平等人之间精神上的伴侣关系的财富，只有当他们在一个志趣相同的共同体内对比他们自己伟大的其他人具有共同的欢会神契热情时才能被释放出来——而且，这一共同体内的伙伴们必须同心同德，尊重共同的上层知识。
现在，我们也可以评价沿着这一进程发展的欢会神契在逻辑结构上的变化了。我们用来评赏比我们低级的生物成就的感情包含着我们自己的延伸，即我们也参与了它们的成就。但是，尽管自然主义者受到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的激励，生物学的全部也最终由于有生物对我们的魅力而得到自己的吸引力，可是，即使最有热情的动物爱好者也没有从他的宠物那里得到过什么教育。只有当生物学家的参与上升到人类伴侣关系的层次时，这种参与才显著地变得具有自我修正性，并因此而最终全然失去其观察性特性，才变成纯内居的一个条件。当我们接受另一个人的上层知识时，决定性的突破就出现了。通过运用他的思想或事迹作为我们判断我们自己的思想或事迹的正确性的标准，我们放弃了我们的人身，以使我们按这些标准看来更有自我满足感。这一行为是不可逆的，也是不可批判的，因为我们不能像我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其他事物那样评判我们的标准的正确性。到了这一点上，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所具有的三层结构（就如我在前一章结束时所预见的那样）让位于二层结构了。但这两个层次与观察无生物界、观察者位居最高层次的情况是不相同的。原来那两个层次由于我们把注意力扩展到自我中心的能动存在而变成了三个层次，现在，这三个层次又被两个表示以比自己高级的事物为中心的人之观点的层次取代了。他可以被认为是站在这一寄托的较低层次上的。或者说，我们可以把他描述为构成了一个寄托的个人一极，而人类的理想则构成了这一寄托的普遍性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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