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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秩序原理》第三部分 福利国家中的自由 第十八章 工会与就业 第四节

《自由秩序原理》第三部分 福利国家中的自由 第十八章 工会与就业 第四节 知识产权辩论会
2025-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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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第四节除非工会对它们所关注的劳动力的提供获得了完全的控制,否则工会不可能实现其主要目的;再者,由于服从这种控制并不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所以其中的一些工人肯定只有在受到引诱后才可能违背自己的利益去服从这

第四节

除非工会对它们所关注的劳动力的提供获得了完全的控制,否则工会不可能实现其主要目的;再者,由于服从这种控制并不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所以其中的一些工人肯定只有在受到引诱后才可能违背自己的利益去服从这种控制。这种引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心理的压力和道德的压力而获得成功,亦即散布那种错误的信念:工会有利于所有的工人。在工会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关于每个工人为了其阶级的利益都应当支持工会行动的普遍看法的时候,强制亦就渐渐地被人们视作是一种迫使不顺从的工人履行其义务的合法手段。在这一方面,工会一直依赖于这样一种极为有效的工具,例如传播一种神话,即正是由于工会的努力,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才得到了迅速快捷的提高,而且只有通过工会的持续的努力,工资才有可能得到尽可能快的持续提高——工会在不断散布这个神话的过程中,甚至还得到了反对工会者的支持。如欲摆脱这种境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人们更为真切地洞见事实的真象;然而人们能否获得这种洞见,则又取决于经济学家是否能够有效地开启公众的智慧。

尽管工会施加的这种道德压力可能会非常强大,却还不足以给予它们以施行实际侵害的力量。工会领导人显然会赞同工会制度研究者的论点,即工会欲达到其目的,还必须拥有更为强硬的强制手段。为了把工人加入工会变成一种实际上的强制性义务,工会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强制性技术,亦即它们所谓的工会“有组织的活动”(在美国又被称为“工会安全措施”(union security)——这完全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委婉语);正是这些强制性技术,才给了它们以真正的力量。由于真正以自愿为基础的工会的力量,将限于所有工人的共同利益方面,所以这些工会就会渐渐地把它们的主要工作放在迫使反对工会的工人就范的方面,以使他们服从其意志。

工会如果得不到一种被误导的公众舆论的支持,得不到政府的积极怂恿,就绝不可能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不无遗憾的是,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说服了公众,使人们认为彻底完全的工会化(unionization)不仅合法,而且对公共政策的实施也极为重要。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说工人有权组织工会,并不是说工会有权独立于个别工人的意志而存在。当然,如果工人认为组织工会并非必要之务,那么我们说这的确是一种极可欲的事态,而绝非是一种公害。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如此,诱使工人加入工会成了工会的一个天赋目的,而且这个事实竟然被解释为工会应当有权做任何其认为有利于实现这个目的的必要之事。同样,工会力图获得和确保较高工资的做法被视作合法这个事实,也被解释成必须允许工会做任何其认为能使这些努力成功的必要之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罢工一直被视为是工会的一项合法武器,所以人们亦渐渐相信必须允许工会做任何其认为能使罢工成功的必要之事。总而言之,工会的形式合法化,渐渐被理解为任何被工会视作实现其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方法也应当被视为合法。

因此,工会现在所具有的强制性权力,主要立基于下述方法的运用:这些方法为实现任何其他目的所不容,并与保护个人私域的一原则相反对。首先,工会依赖——其程度要远远超过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运用纠察线(picket line)作为恐吓的手段。甚至所谓的群众“和平”纠察(peaceful picketing)也具有着极高的强制性,而且对这种行动的许可居然也因其目的被认定为合法而构成了一种合法特权;人们可以透过下述事实而洞见这种手段中的问题:在现实中,这种手段能够而且正在被那些自身并不是工人的人运用来强迫他人组成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工会,而且这种手段甚至也可以被用来达致纯粹的政治目的或发泄仇恨以反对某个不受欢迎的人。由于工会的目的常常得到认可,所以工会也就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合法的外衣本身并不能够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代表了一种施加于个人的有组织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自由社会原本是任何私人机构所不能实施的。其次,除了上述许可的纠察行动以外,工会还拥有另一种重要的手段可以用来强制个别工人,那就是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所准许的企业只雇佣某一工会会员的制度(the closed or union shop)以及与此类似的其他种种变异形式。这些做法实际上构成了贸易限制契约(contracts in restraint of trade);而且正是这类做法可以免受一般法律规则调整这一点,也使它们成了工会“有组织的活动”的合法目的。立法竟然常常做出这样的规定,由一家工厂或一个行业的多数工人的代表所缔结的契约,不仅可以被任何一个希望利用该项契约的工人所用,而且还可以适用于所有的被雇佣者,尽管被雇佣者个人希望能够获得某种不同的利益安排。工会还常常运用各种从属性的罢工和联合抵制(boycotts)等手段,但这些手段并不是作为与雇主就提高工资问题而采取的讨价还价的手段,而是专门作为强迫其他工人服从工会政策的手段;对于这些手段,我们也必须将其视为自由制度所不能允许的强制性方法。

就此我们还须指出的是,工会之所以能够运用上述强制性策略或做法,完全是因为法律业已豁免了工人群体在采取联合行动时所应承担的一般责任;法律赋予豁免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准许它们不采用正式的法人组织形式便可以进行活动,二是明文规定适用于企业组织的一般性规则不适用于工会。此处已无必要对当代工会政策的种种其他方面一一加以考察,仅举出一个方面便足以说明问题,如在整个行业范围进行讨价还价或在全国范围进行讨价还价的措施。这类措施之所以具有可行性,完全依凭于工会可以合法地采取上文述及的种种强制性措施;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如果工会所具有的那种基本的强制性权力被取消,那么它们所采取的那些强制性措施也就丧失了根基,无从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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