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经济学的排斥
在历史主义看来，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假定：人始终是自我本位的，而且只在乎物质方面的幸福。
根据缪达尔（Gunnar Myrdal）的说法，经济学断言人的行为“唯一的动机是经济利益”，而所谓经济利益系指“希望有比较高的收入和比较低的价格，另外，也许还希望收入与工作稳定，有合理的休闲时间和适合享受休闲的环境，有好的工作环境等等”。缪达尔说，这是不对的。他说，单单列举经济利益，并不足以完整说明人的动机。人的行为真正的决定因素，不单是利益，而是心态。“所谓心态系指某个人或某一群人情感上倾向以某些特定方式，针对一些实际或潜在的情况做出反应”。“幸运的是有许多人，他们的心态和他们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
且说，指称经济学始终认定人的唯一动机，在于追求比较高的收入和比较低的价格云云，其实是不正确的。古典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追随者，由于未能破解“使用价值”概念表面的矛盾，所以一直无法针对消费者行为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实际上只处理商人的行为。商人为消费者服务，所以对商人来说，行为成败的最终标准是消费者的价值判断。当古典经济学家提到买低卖高的原则——在价格最低的市场买进而在价格最高的市场卖出——时，他们是在解释商人作为供货商对最终买者提供服务的行为，而不是在解释该商人作为消费者花费自家收入享受消费的行为。古典经济学家并未深入分析什么动机促使个别消费者花钱消费。所以，他们并未研究人们是否只努力填饱肚子，或者是否还为了其他目的而花钱，例如：为了履行自认为应负的道德与宗教责任而花钱。古典经济学家只关注人的行为追求财富的那一面，所以他们才会去区别纯粹的经济动机和其他动机。但，他们从来没想要否认人的行为还有其他动机。
从现代主观效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对于人的行为，古典经济学的处理方法显然令人非常不满意。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最后一批追随者，尤其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为了在认识论层次辩解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而提出的那些理由，现代经济学也完全不能接受。根据该漏洞百出的辩解，纯经济学只处理人类各种操作的“经济面”，亦即，“在假定财富生产活动不受其他任何目的追逐的影响下”处理财富生产现象。但，约翰·穆勒说，为了充分处理现实，“这个课题的著述家，如果想对一般民众说教，自然会在他的阐述中，结合纯科学的真理，以及许多他认为对他作品的实用性最有增益的一些务实的修正”。就涉及古典经济学的部分来说，这段话无疑驳倒了缪达尔对于经济学的认识。
现代经济学，把人的一切行为都回溯至个人的价值判断。它绝不像缪达尔所指控的那样，愚蠢到认为每个人所追求的无非是比较高的收入和比较低的价格。针对这个毫无根据，却总是一提再提的批评，庞巴维克（Böhm-Bawerk）在他的第一篇关于价值理论的论文里便已经——而后来也再三——明确强调，他在阐述价值理论时，所使用的“幸福”（Wohlfahrtszwecke）一词，并非仅指涉那些通常称作自我本位的关切事项，而是包括每一样在个人看来值得拥有和值得追求（erstrebenswert）的事物。
人，在行为时，偏好某些事物甚于其他事物；他在不同的行为模式之间做选择。使某人偏好某事物甚于其他事物的那个思考过程，它的结果称作价值判断。经济学谈到价值和价值排序时，指的就是这种价值判断，不管它们的具体内涵为何。对经济学——行为学迄今发展最为完善的部分——来说，某人是否像某个工会会员那样追求比较高的工资，或者是否像某个宗教圣人那样设法完美履行某些宗教义务，是不相干的问题。人们大多热切想要获得更多物质性财货，这个“制度性”事实是经济史的一项给定资料，而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定理。
所有形形色色的历史主义——德国的和英国的社会科学历史学派，美国的制度学派，西斯蒙第（Sismondi）的高足，勒普勒（Le Play），和范伯伦（Veblen），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非正统”学派——都竭力排斥经济学。但，他们的著述充斥以某种一般性命题为根据的推论；这种一般性命题指陈不同行为模式会有什么不同效果。要处理“制度性”或历史问题，当然不可能不引用这种关于行为效果的一般性命题。每一篇历史报告，不管主题是遥远的过去或是昨日的情况与事件，都避免不了要以某种经济理论为根据。历史主义者其实并未从他们的著述中剔除经济学推理。他们在处理历史事件时，一方面排斥某个他们所不喜欢的经济学说，一方面却采用某些早就被经济学家驳倒的错误学说。
历史主义者说，经济学的那些定理是空洞无效的，因为它们是先验推理的产物。据说只有从历史经验出发，才能通往具体而充实有效的经济学。他们未能看出，历史经验总是复杂现象的经验，总是许多因素一起运作所产生的共同结果。这种历史经验并不会给观察者提供什么事实，如果“事实”一词指的是自然科学用来指称实验室里，所取得的实验成果那种意思的事实（有些人的脑筋真是彻底糊涂了，他们把他们的办公室、书房和图书室，称作经济研究“实验室”、统计“实验室”或社会科学“实验室”）。种种历史事实需要观察者根据某些预先备妥的定理加以解释，历史事实不会评论它们自己，它们不会自我介绍具有什么意义。
经济学和历史主义之间的冰炭对立，和历史事实毫无关系，倒是和历史事实如何解释关系密切。研究和叙述历史事实的学者也许对历史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对于经济学知识的增进与完善，他毫无贡献。
且让我们再一次谈谈某些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命题；他们说，经济学所谓的经济法则，只不过是一些在资本主义情况下才适用的原则，而对于组织形态不同的社会，尤其是对于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而言，那些原则毫无用处。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只有贪婪成性的资本家才会关心成本与利润。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旦取代了为利润而生产的资本主义原则，成本与利润等概念将变得毫无意义。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认为成本与利润，以及其他一些概念，是任何制度情况下决定行为的永恒原则。
然而，在人的一切行为中，无论行为发生在什么情况下，以及行为的具体内涵为何，成本都是一个必然存在的元素。成本，是行为人为了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或满足）而放弃的那些事物的价值；成本，是行为人为了达到某个满足而放弃的其他满足中，那个他最迫切想要的满足，在他眼里的价值。成本，是为了得到某样事物而支付的代价。如果某个年轻人说：“这次考试让我花掉到野外和几个好友共度周末的成本”，他的意思是：“要不是我选择准备应付考试，我将会和几个好友到野外共度周末。无需任何成本牺牲便可得到的事物，不是经济财而是自由财，因此不是任何行为（或选择）的对象。经济学不处理自由财。人，无须在自由财和其他满足之间做出取舍。
利润，是所得到财货的价值比较高，而为了取得该财货所牺牲掉的财货价值比较低，两者之间的价值差。如果某一行为，由于执行过程的笨拙、出错、发生没预料到的情况变化或其他原因，以致获得某样在行为人眼里价值低于代价的东西，该行为便产生亏损。由于行为总是想要以行为人比较觉得满足的某个事态，取代他比较不觉得满足的其他事态，所以行为总是想要获得利润，而绝不想要招致亏损。前述命题不仅对市场经济里每个人的行为切实有效，而且对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当局的行为也一样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