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府控制货币政策,在此一领域所导致的主要隐患或威胁乃是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通货贬值(depreciation of the currency)主要都是由政府造成的。尽管历史上偶尔也发生过几次金属货币持续贬值的事实,但是过去几次重大的通货膨胀却都是因为政府行动所致:不是减少了硬币投放量,就是投放了过量的纸币。众所周知,政府常常会通过发行纸币的方式来偿付债务,然而这显然会对流通体系造成破坏;虽说当下这一代人对政府的这种拙劣做法或许提高了许多警惕,但是我们仍须强调指出的是,即使在今天,政府还会采用公众更难以觉察的巧妙方法做出同样的事情来。
一如上文所述,福利国家所具有的各个主要特征都趋于刺激通货膨胀;而且我们也已知道,来自工会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与当下的充分就业政策结合在一起,也会促成通货膨胀;再者,政府因提供退休金而承受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也会导致其不断试图以降低市值的方式去减轻这一负担。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个问题未必与上述情形有必然关系,但是只要政府财政取之于国民收入的份额超过了25%时,它就必定会诉诸通货膨胀来减轻其应负的责任负担。此外,一如我们所见,由于在累进税制下,通货膨胀有助于政府增加税收,而且其增加幅度将在比例上超过收入的增加,所以诉诸通货膨胀的诱惑力也就变得愈来愈大了。
然而,如果说福利国家的各种制度都趋于刺激通货膨胀的话,那么更为真切的是,通货膨胀的种种后果,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对福利措施的需求。这不仅对于我们业已分析过的一些福利措施是如此,而且就是对于我们未曾详考或仅能在此列举的许多其他措施亦复如此,例如,对住房的租金限制措施(rent restrictions)、食物补贴措施,以及各种管制价格和控制开支的措施,等等。通货膨胀于晚近的影响范围已大幅度扩大,而这又为一些人主张扩大政府的控制权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由;不过这个问题已为人们所熟知,所以此处不赘言。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四十多年来整个世界的发展又是在多大程度上由这股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潮流所决定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尚未有充分的认识。或许,我们能够从那个在这四十多年通货膨胀背景下工作而现在需要用其工作所获来养老的一代人身上,最清楚地看到通货膨胀这股潮流对他们的影响。
借助于一个小小的统计调查所得出的结果,我们便可以看到这股通货膨胀的潮流对当前即将退休的这一代人的储蓄所产生的影响。该项调查的目的是要确定若干国家中的个人从1913到1958年这四十五年中累积储蓄的现值:这些个人在这四十五年中每年都拿出实际价值相等的一笔钱储蓄起来并按4%的固定利率进行投资。这一利率与一个西方国家的小储户从他可以进行投资的领域中所能够获得的回报大致相等,而不论其投资的实际形式是储蓄账户、政府债券,抑或是人身保险。如果货币价值一直未变,而我们又把该储户到了第45个年头时所拥有的货币总量确定为100,那么,到1958年,这个储户的货币究竟能保留多少实际价值呢?
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即瑞士,货币的实际价值可以达到70%;美国和加拿大的储户还算过得去,其实际价值约为58%。英联邦中的大多数国家以及“英镑集团”(sterling bloc)中的其他成员国的货币实际价值大概可以保持在50%上下,而德国尽管损失了1924年以前的储蓄,其实际价值仍可维持在37%;然而,与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者相比,上述所有国家的投资者都还属幸运者之列,因为在法国和意大利,到1958年初,投资者于此前时间中的整个储蓄,其实际价值仅为11~12%。
在今天,人们之所以不去考虑这一漫长且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潮流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往往是因为人们视这种情况为当然,并且认为,人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不论这种说法在一般意义上多有道理,它对于现代经济制度高速发展和财富及收入以空前的速度得以增长的那个阶段来说,解释力却是欠充分的。在1914年以前的两百年间,亦即当大不列颠遵循金本位制(the gold standard)的时候,价格水平,就其在那个时期可以得到有效估量而言,大体围绕着一个恒定水准上下波动,最后的水平基本上与初始水平无甚差别,其间罕有的波动也未超过或低于平均水准的三分之一(除拿破仑战争时期以外,因为当时否弃了金本位制)。在美国,从1749到1939年这段期间,价格也同样没有发生很严重的上涨趋向。与此相比,亦即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上述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中的价格上涨速率却标示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