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尽管现代农业政策的不合理乃至荒唐，或许在美国最为显而易见，但是一如人们所知，此类政策的系统实施不仅极易使农民（与此同时，他们所具有的“坚固的独立性”【sturdy independence】也常被用来作为这样一种论辩的理由，即为了维护他们所具有的这种独立性，应当以公共费用对他们进行补贴和救济）遭受各种限制，而且还极容易把他们变成所有生产者中蒙受控制最严、接受监督最多的一种生产者；如果我们想对系统实施这类政策所造成的这些严重后果有充分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必须转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探讨。
这种发展趋向很可能在大下列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换言之，在英国，对于绝大多数农业活动的监视和控制所达致的程度，可谓是西方世界之最。一旦农耕在很大程度上以公共开支来运作，那么当局强制实施某些标准就无从避免；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对当局认为的恶性农耕作业方法课以那种迫使违反者放弃其地产的惩罚，或许也无从避免。毋庸置疑，当耕作方法必须受“邻居委员会”（a committee of neighbors）的监管的时候，当多数或者某个上级机构将其视为良性的耕种方法规定成普遍通行的标准方法的时候，还指望农耕会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不定的环境，那就只能是荒唐的幻想罢了。这类限制措施对于维续那种我们知道的并且为许多人（其中的多数可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出于感情的考虑而希望加以保护的耕种方式来讲，也许是最佳的途径，但是它们最终导致的结果却只能是使农业人口变得更具依附性。
事实上，英国大众之所以对农耕的命运表现出如此之强烈的关注，更多的是出于审美的考虑而非经济上的考虑。在奥地利或瑞士这样的国家，大众为了保护山村农民或农夫而表现出来的关注程度甚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其原由也同样不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所有上述情形中，这些社会都承担了一项沉重的负担，这既是由于他们担心现存耕种技术的灭绝将会改变人们所熟悉的农村面貌所致，也是由于他们担忧农民或农夫因得不到特别保护而将完全消亡所致。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担忧，致使他们对农业人口的任何递减都会感到恐惶，并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农户被根除时渺无人烟的山村或山谷的图景。
然而农业能够独立发展的首要敌人，恰恰是这种所谓的“保存”（conservation）观。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变化从来不可能对所有的农民或农夫构成同样的威胁。如同其他行业一样，在相似条件下工作的农民之间，也存在着贫富的巨大差距。同样，有如在所有其他领域中的情况那样，如果农业能够针对变化不定的环境做持续不断的调适，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那些因为发现了如何对变化作出适当反应从而成功的个人所确立的范例，一定会为其余的人所仿效。而这必定意味着某些农作类型将遭淘汰。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中，它意味着农民或农夫如果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使自己渐渐变成一个商人——尽管许多人为此哀叹并想遏制这个过程，然而它却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对于农业人口而言，任何试图替代农民变成商人这种过程的方案，只会越来越使农民成为国家保护公园的一种附属品，亦即将那些具有古老生活方式的村民当作一种风景保存下来，并经由深思熟虑的措施而阻止他们进行观念调适和技术调适，而这种调适原本能使他们自力更生。
这些试图通过保护农民以使他们不对其顽固的传统和习惯进行变革从而保存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的种种努力，一定会把农民变成永远受政府监护的人，亦即靠其他人的努力而糊口的领取抚恤金者，并且还会把他们变成长期依赖于政治决策生活的人。相反，如果允许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迁走，而且在某些地方，如果使那些在不同境况下曾一直被作为可耕地使用的土地变成牧场甚至森林，那么危害肯定要小得多。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允许某些生活方式彻底消失，而不是将其当作过去某个时代的历史珍品而保存下来，那么我们当是在对人的尊严表示更大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