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学只是为了更透澈理解社会合作的问题，才讨论独自存在的个人——一个只顾他自己一个人行动和别人没有任何交集的人。行为学没说，这种独自存在的、自给自足的人曾经活在世上；也没说，人的历史在进入社会阶段之前，曾有一个阶段，人们像动物那样独自漫游、四处搜寻食物。人的非人类祖先演化成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和出现原始的社会关系，是在同一个过程中实现的。人，以社会性的存在，出现在世事变迁的场景中。独自存在的、没有社会性倾向的人，只是一个虚构的分析概念。
从个人的观点看来，社会是用来达成行为人所有目的的伟大手段。一个人不管想要以什么行为实现什么计划，社会的持续存在，都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使是冥顽不灵的流氓，亦即，不能按照社会合作体系里的生活要求而调整其行为举止的人，也不想错过任何源自分工的好处。他不会刻意想要破坏社会。他想要从人们共同生产出来的财富中，攫取一份比社会秩序分配给他的还要多的财富；而他将会觉得很痛苦，如果反社会行为变得如此普遍，以致这种行为的必然后果——回到原始的匮乏状态——竟然成真。
有些异想天开的人宣称，某些人在加入社会时放弃了某个据称非常美妙的自然状态所给予的各种恩赐予祝福；而因为这些人曾放弃这些利益，所以他们有一合理的权利为曾经蒙受的损失要求赔偿。在一个没有社会交往的人类状态下，有人将会过得比较好，所以，这个人恰恰因社会的存在而受到伤害；这样的想法实在荒谬。由于社会合作的较高生产力，人类已经繁衍到远远超过很早以前那种初步分工下、一般情况所能苟且养活的人口。每个人现在都享有一个远比其野蛮祖先更高的生活水平。人的自然情况，是极端贫穷、不安全的。埋怨原始野蛮状态的快乐日子一去不复返，其实是浪漫的牢骚废话。在野蛮状态下，这些发牢骚的人肯定，或者无法活到成年，或者即使活到成年，也不会享有文明所提供的那些机会和便利。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如果曾活在他们以思古幽情浪漫描述的原始状态，肯定享受不到他们用来研究和写作所需的那些闲工夫。
社会给予个人的一个特权，是让个人得以活着的特权，即使生病或身体残缺。生病的那些动物，注定难逃一死。它们的衰弱妨碍它们尝试寻找食物、击退别的动物的攻击。耳不聪、目不明或残疾的野蛮人必定死亡。但这样的缺陷，不会让一个人毫无机会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里的生活。我们现代大多数人，患有某些生物学视为病态的身体缺陷；我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人的成就。在社会合作的情况下，物竞天择的淘汰力量大大削弱了。因此，有些人说，文明倾向使社会成员的一些遗传性质变差。
这样的判断是合理的，如果某人是以种畜繁殖者的眼光在看待人类，下定决心要养育出一种具有特定性质的人仔。但是，社会不是种马场，专门经营来生产某一特定类型的人。在人的演化过程中，没有什么“自然的”标准可以确定什么是可喜的、而什么则是不可喜的改变。任何被选定的标准，都是任意武断的、都是纯主观的，总之，都是一个价值判断。种族进步和种族退化，这些词儿是无意义的，如果不是根据某些已确定的未来人类养育计划。
没错，文明人适应的是社会里的生活，而不是原始森林中的猎人生活。
神秘的交流分享神话
行为学的社会理论受到神秘的交流分享神话抨击。
这种神话的支持者宣称，社会不是人有意行为的结果；社会不是合作与分工；社会源自深奥难测的心底，源自某一根深蒂固于人性本质的冲动。有一群支持者说，社会是人们全心全意受到神圣实体的圣灵吸引，藉由某一神秘的交流，分享上帝的力量和爱。另一群支持者则认为，社会是一种生物学意义的现象；它是血脉呼唤的结果；血脉是把子孙和他们的共同祖先，以及子孙彼此，团结起来的纽带；此外，对于社会的形成，农夫和他所耕种土地之间那种神秘的和谐，也贡献了一份力量。
这样的心理现象，真有人感觉到，是错不了的。有一些人，经历过这种神秘的交流，认为这种经验比什么都更为重要；另有一些人深信，他们听到血脉的呼声，而且全副身心都闻到他们所珍爱的乡土独特的气息。这种神秘的经验和心醉神迷的感觉，像其它心理现象那样，是心理学必须认真看待的事实。这些神秘的交流分享学说的错误，不在于它们声称这些心理现象确实发生，而在于：它们认为这些心理现象是和理性思考无关的根本事实。
触动一个父亲和子女亲近的那种血脉的呼唤，那些不知道同居和怀孕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野蛮人是听不到的。现在，由于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因果关系，一个人，如果对妻子的忠贞有充分的信心，也许听得到这种声音。但是，如果对妻子的忠贞有疑虑，血脉的声音是没什么用的。从来没人敢说，关于谁才是父亲的疑虑，可以凭血脉的声音来决断。一个母亲，如果从小孩出生便一直监看着，她可能听得到这种血脉的声音；如果她在很早的时候便和小孩失去联系，后来也许还可以凭借小孩身上的一些痕迹辨认出它来，例如，凭借小孩身上的胎痣和疤痕；小说家曾一度很喜欢加入这种情节。但是，血脉是不会有声音的，如果小孩身上的特征，以及从这种特征得出的结论，没让血脉开口呼唤。德国的种族主义者坚称，血脉的呼唤神秘地把德国民族的所有成员团结起来。但是，人类学显示，德国人其实是一些不同种族、亚种和血系后裔的混种，并非某一共同始祖的纯种后裔。最近归化为德国人的斯拉夫人，不久前才把他的父系姓氏改成德语拼音的姓氏，自以为和全德国人民血肉相连。另一方面，他却没体验到什么内在的冲动，促使自己和他那些目前仍然是捷克人或波兰人的兄弟或堂表亲戚团结在一起。
血脉的呼唤不是一个原始、基本的现象，而是理性思考所引发出来的。因为某人相信他自己和另一个人有共同的血统关系，所以他发展出某些特别对于该人的情感；有些人将这些特别的情感，诗情画意地形容为血脉的呼唤。对宗教信仰的心醉神迷，以及神秘的乡土情结，也是同样的情形。信仰虔诚的神秘家，和圣灵的神秘交流，是以熟悉他所信仰宗教的基本教义为前提的。一个人，只有在得知上帝的伟大和荣耀后，才可能会有和祂直接交流的体验。神秘的乡土情结，和特定的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有关。因此，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平原或临海的一些居民，在他们声称和他们热情连结的乡土印象中，纳入一些他们不熟悉、也不可能适应的山地区域，只因为这些区域是某个政治实体的领土，而他们是或希望是这个政治实体的成员。另一方面，他们往往没在他们声称可以听到其呼唤的乡土印象中，纳入一些地理结构和他们的乡土非常类似的邻近区域，如果这些区域凑巧是某一外国的领土。一个民族或语群的不同成员，以及他们分别形成的一些社群，不一定是友好、团结的。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各个分支彼此厌恶、甚至仇恨的一页记录。例如，英国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美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德国的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其实是一些意识型态克服了民族或语群成员之间的敌意与憎恨，进而启发所有成员衍生出那些称为共同体或彼此相连的感觉；当今的民族主义者将这些感觉视为自然、原始的现象；其实，它们是特定意识型态的结果。
两性之间彼此的性吸引，是人类固有的动物性之一，和思想与推理没有任何关系；把性吸引形容为原始的、生殖的、本能的或神秘的，是不碍事的；比喻地断言，性吸引从两个存在创造出一个存在，那是不会有什么妨害的。我们可以称性吸引为两个实体之间的一个神秘的交流分享，形成一个共同体。然而，不管是同居，或同居之前和之后的性吸引，都不会产生社会合作和社会性质的生活模式。在交配时，动物也会聚在一起，但它们未曾发展出社会关系。家庭生活并不仅仅是两性交配的一个结果。父母和子女像现在这样一起生活在家庭里，绝不是自然的、必要的。交配关系不必然导致家庭组织。人类的家庭，是思想、计划和行为的一个结果。正是这个事实，把它和我们比拟为动物家庭的那些动物群居现象，根本区分开来。
交流分享或共同一体的神秘体验，不是社会关系的起源，而是社会关系的结果。
和神秘的交流分享神话对立的，是另一种神话。据说，不同种族或民族之间，有一自然的、原始的互斥性。这种互斥的神话声称，某一本能教导人们分辨同一种类的人和外人，并且教导人们厌恶外人。高贵种族的子孙，厌恶和低等种族的成员发生任何接触。要驳斥这种陈述，只须指出种族混合的事实。由于当今的欧洲没有纯种人，我们必须下结论说，曾经定居在欧洲的那些不同种族的成员之间，有性吸引，而没有本能的互斥性。对于宣称不同种族之间有一自然的互斥性，数百万黑白混血儿和其他混血儿，正是活生生的反证。像神秘的交流感觉那样，种族仇恨也不是人们天生固有的一种自然现象，而是特定意识型态的结果。但即使不同种族之间有这样一种自然天生的憎恶感存在，它也不会使社会合作变得没作用，同样也不会使李嘉图的社会联合理论变得无效。社会合作，和个人的爱恨或是否有一要求人们彼此相爱的普遍诫律，完全无关。人们不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或应该彼此相爱，才分工合作的。他们合作，因为这样对他们自已的利益最有帮助。归根究柢，促使个人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促使他尊重同胞的权利与自由、并促使他以和平协调合作取代仇恨冲突的初始原因，既不是爱，也不是慈善，或任何其它同理心的情感，而是他自己“正确了解的”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