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信用媒介的发行限制（三）
把货币储备的任务，想成是银行为了赎回对它已经失去信心的持有者手上的钞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家银行和它发行的货币替代物所享有的信任，是不可切割的。它不是享有所有客户的信任，就是这信任完全消失不见。如果某些客户对它失去信心，则其余客户也会失去信心。没有哪一家发行信用媒介和发放循环信用的银行，还能够履行它在发行货币替代物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一旦所有的客户失去信心，都要求赎回他们手上的钞票和提领他们的存款；这是发行信用媒介和发放循环信用的基本特征，或者说，这种生意的弱点。没有哪种货币储备政策体制或哪些货币储备的法律规定，能够补救这个弱点。一笔货币储备所能做到的，只是让银行能够从市场上撤回过量发行的信用媒介。如果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多于它的客户能用来和别的客户交易的数量，就必须把这多出的数量赎回来。
就限制信用媒介和循环信用数量的增加而言，那些强迫银行按发行存款与钞票总额的一定比例，保持一笔货币储备的法律，是有效的；但是，如果立法的用意只是想在人们失去信心时，确保钞票被银行迅速赎回、存款被银行迅速归还，那它们是没用的。
银行学派（the Banking School）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完全失败；它被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搞胡涂了。该想法认为：商业活动对贷款的需求，严格限制银行最多可能发行的可兑换钞票的数量。他们没意识到，一般民众对银行贷款的需求数量，取决于银行的放款意愿；而一些不关心本身偿付能力的银行，可以透过降低放款利率至市场利率以下来扩张循环信用。银行学派认为，如果银行放款仅限于将买卖原材料和半成品所产生的商业汇票贴现，则银行所能发放的贷款，顶多便是一个独特取决于商业买卖状况、而无关银行经营策略的数量；这是不对的。银行贷款数量，其实会随着贴现率的升降而收缩或扩张。银行降低利率，等于增加银行本身误以为正常合理的商业贷款需求数量。
对于十九世纪三、四〇年代经常打乱英国商业情况的那些危机，通货学派提出了一个相当正确的解释。当时英格兰银行、英国其它银行与投资银行家都采取信用扩张策略，而与英国贸易的那些国家却没有信用扩张，或者至少没有相同程度的扩张。这种情况的必然后果——黄金外流——就发生了。银行学派提出来反对这个理论的所有理由，每一个都是无效的。不幸的是，通货学派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它从未意识到，它建议的补救办法：订定法律、对银行发行超过黄金储备的钞票数量加以严格限制，并不是唯一的补救办法；它从未有过银行业自由（free banking）的想法。
第二个错误，通货学派未能看出支票存款是货币替代物，而且只要数额超过银行所保持的货币储备，就是信用媒介，因此和钞票一样，是信用扩张的一个载具。银行学派的唯一优点，在于它看出称为存款货币的东西，和钞票一样，是一种货币替代物；但除了这一点，所有它的学说都是似是而非的。银行学派接受了一些和货币中立性有关的矛盾观念；它尝试引用某个神奇的现象——被大谈特谈的货币窖藏——反驳货币数量学说，而且它还完全误解了利率问题。
必须强调的是，之所以会出现以法律限制信用媒介发行量的问题，全是因为政府先授予一家或数家银行特殊的权利，已经阻止了银行业自由体制的演化。如果政府未曾为了某些特殊银行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如果政府未曾免除某些银行遵照契约规定清偿债务的责任、如果银行完全像市场经济里所有个人与企业该做到的那样履行契约责任，就不会出现任何银行问题。信用扩张自然而然就会遇到的那些限制，将会有效运作；每一家银行顾虑本身的偿付能力，将不得不审慎限制信用媒介的发行。那些把必要的审慎规则弃如敝履的银行，将已经倒闭一空，而一般民众，吃一堑、长一智，也将已经变得加倍多疑和保守。
欧洲各国政府和御用文人对银行业的态度，从开始就不诚实、尽撒谎。他们对所谓全国福祉，以及对一般民众、尤其是对贫穷无知群众，假装的关怀，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欧洲各国政府想要的是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想要的是景气暴涨和宽松货币。曾经两次废除中央银行的美国人，知道这种机构的危险；很不幸的是，他们未能看出他们要对抗的那些祸害，存在于政府对银行业的每一种干预当中。当今，即使是最偏执的国家集权主义者也不能否认，自由的银行业所有据称的祸害，若是和一些享有特权的银行，以及政府控制的银行曾经引起的巨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有人说，政府之所以干预银行业，是为了限制信用媒介的发行和防止信用扩张；这是一则神话。正好相反，引导政府介入银行业的主意，来自政府对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的强烈欲望。政府之所以赋予银行特权，是因为未受干扰的市场情况通常会给信用扩张划下的那些界线，政府想要加以扩大；或者是因为政府渴望为国库开启一个收入的来源。这些考虑给各国政府对银行业的干预提供了大部分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