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辩论会

2026-10-07

导读：米塞斯和哈耶克常被并列为奥地利学派代表，但两人的方法论、制度解释、知识问题和企业家理论并不相同。

米塞斯和哈耶克常被并列为奥地利学派代表，但两人的方法论、制度解释、知识问题和企业家理论并不相同。这场讲座借助约瑟夫·萨勒诺等人的研究，说明为什么必须打破“米塞斯—哈耶克同质化”叙事。

为什么不能把两人合成一种理论

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反对社会主义，也都重视市场价格，但他们得出结论的路径不同。把两人简单描述为同一传统中前后相接的两位作者，会遮蔽奥地利学派内部真正的方法论分歧。

约瑟夫·萨勒诺提出“去同质化”，不是为了制造阵营争斗，而是要求读者分别理解两人的理论。只有先承认差异，才能判断哪些论证可以互补，哪些地方不能混用。

人的行动与目的选择

米塞斯从行动公理出发：人运用手段追求自己选择的目的。经济理论研究这些行动在稀缺和不确定条件下具有怎样的逻辑结构。

社会制度因此不能脱离行动者来解释。货币、市场和分工可能不是由某个中央设计者一次性创造，却仍由无数有目的的行动维持。制度产生了未被任何单个人预先计划的结果，不等于参与者没有目的。

哈耶克更强调制度的自发演化。他警惕“建构理性主义”，认为许多规则包含超过个人理解能力的经验。人们遵守某些传统，并不一定知道这些传统为什么有效。

两种视角都反对中央设计，但重点不同。米塞斯首先问行动者怎样选择和计算；哈耶克更关心分散知识如何在演化形成的规则中被利用。

制度功能与人的选择

婚姻、家庭、语言和普通法都可以被称为自发秩序。可“自发”不能理解为完全没有有意识的选择。人会结婚、订立规则、教育子女并解决争端，只是整体制度的长期形态超出了任何个人计划。

若过度强调制度只是无意形成的结果，就容易把“长期存在”误当成“必然有效”。有些制度可以长期存在，却仍然浪费资源或侵犯权利。米塞斯的框架允许从行动目的和因果后果分析它们，而不是仅凭演化存续判断其价值。

社会主义：计算问题还是知识问题

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困难是经济计算。生产资料没有私人所有权，就不会发生真实交换；没有交换，就没有货币价格；没有价格，计划者无法比较不同生产方案的成本。

哈耶克经常从知识分散入手。任何中央机构都无法掌握个人拥有的地方性、暂时性知识，价格体系则能传递稀缺程度变化，帮助人们协调计划。

知识问题很重要，但不能替代计算问题。即使计划者收集了所有技术数据，他仍缺少市场价格来判断资源的替代用途。问题不是电脑不够强，而是制度中不存在能够产生相关价格的交换。

对米塞斯来说，价格不仅在传递信息，也使异质资源能够进入共同的货币计算。两种解释如果混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制度缺陷就容易被误说成单纯的数据处理困难。

企业家：发起者还是套利者

企业家理论也显示出差异。受哈耶克影响的柯兹纳强调警觉：企业家发现市场中已经存在但尚未被利用的价差，通过套利推动计划趋于协调。

米塞斯所说的发起者企业家面对的则是未来。他投入今天的资源，生产将来才出售的产品。过去价格可以帮助计算成本，却不能告诉他未来消费者愿意支付多少。

套利者发现现成的不协调；发起者想象尚不存在的商品和生产结构。前者适合解释市场如何纠正已有价差，后者更能说明创新、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

效率不能脱离目的和制度

哈耶克式讨论常用“计划协调”或制度演化解释效率。米塞斯较少把整个社会描述成达到某种客观效率状态。行动者总是在当时知识条件下使用手段，事后出现亏损，说明判断错误，却不意味着行动本身没有目的。

技术效率可以比较同一目标下哪种方法使用更少资源；经济效率则离不开价值判断、价格和企业家计算。朝鲜等制度长期存在，并不能因此证明它们“有效率”。

重新区分米塞斯与哈耶克，最终是为了避免概念滑动。价格的信息功能不能取代计算功能，自发演化不能取消有目的的行动，套利也不能穷尽企业家精神。把差异说清楚，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反而更完整。

理性、传统与“反理性主义”

哈耶克反对的是把社会当成可由一个头脑完整设计的“建构理性主义”，并强调传统中可能沉淀着个人说不清的知识。问题在于，如果把这一点扩大成对理性本身的怀疑，就会难以解释人为什么能够识别制度的因果作用，更难判断某项传统应保留还是废除。米塞斯并不认为社会合作必须由中央设计，却坚持可以用行动学和历史理解制度怎样服务人的目的。

家庭与婚姻是讲座反复使用的例子。没有任何委员会一次性发明了现代家庭，但具体的人会求偶、结婚、抚养孩子、订立财产安排，并理解其中至少一部分目的。制度的总体形态含有未计划结果，不等于个人只是盲目服从自己无法理解的规则。语言、法律和商业习惯也一样：自发形成与有目的行动可以同时成立。

法律并非因为演化出来就正当

普通法的渐进形成常被当成自发秩序范本，可一项规则存续很久，只能说明它在某些权力和激励条件下被保留下来，不能直接证明其有效或正义。奴役、特权和低效制度也可能延续。米塞斯式分析会继续追问：行动者的目的是什么，规则改变了哪些手段和成本，它是否允许经济计算；罗斯巴德式分析还会追问它是否侵犯财产权。

这也关系到“效率”一词。若没有给定目的，技术效率无从比较；若没有货币价格，异质投入的经济效率无从计算。用制度成功存续、计划彼此协调或群体适应来定义效率，容易把任何现实结果都事后解释成有效。

萨勒诺的去同质化到底要纠正什么

萨勒诺并非否认哈耶克对知识、价格信号和制度演化的贡献，而是反对用哈耶克的知识问题重新解释米塞斯的社会主义论证。米塞斯的要点不是计划者“信息太少”，而是取消生产资料交换后，相关货币价格根本不会形成。即使数据库收齐所有技术资料，计划者仍无法计算钢材用于桥梁、铁路还是机器更合算。

同样，柯兹纳式警觉能解释已存在价差如何被发现，却不能替代发起者对未来消费价值的判断。去同质化的意义，就是让知识传递、经济计算、套利协调和创新发起各自承担清楚的解释任务，而不是把所有概念压成一句“市场比政府知道得多”。

社会合作的起点不同

米塞斯把劳动分工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视为社会合作的基础：人们发现和平交换比孤立生产或掠夺更能实现各自目的，于是持续参与分工。社会不是独立于个人的有机体，合作关系也无需假定所有人共享同一目标。

哈耶克更常从规则演化和计划协调描述社会秩序。个体遵循在群体选择中存续的规范，即使不能完整说明其功能，也可能形成超出个人设计的秩序。这种解释能提醒人们尊重未知复杂性，但若离开行动者目的和经济计算，就容易把“计划相互兼容”当成最终标准。

两条路径都反对中央计划，却给政策批评不同锋芒。知识分散容易让人设想，若计算机更强、数据更全，计划问题或许缓解；经济计算论证则指出，只要生产资料没有市场交换，关键价格就不会被技术收集出来。

泰特·费格利（Tate Fegley）是美国蒙特里特学院商业与经济学助理教授、商业与经济学系主任，同时担任米塞斯研究所研究员和独立研究所研究员。他于2022年加入蒙特里特学院，获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并在博伊西州立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刑事司法学士及刑事司法硕士学位。其研究主要涉及警务与刑事司法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激励、经济计算及自由意志主义产权理论，代表性研究包括《警务与经济计算》（“Policing and Economic Calculation”）、“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Community Policing”及与卡尔-弗里德里希·伊斯雷尔合著的“The Disutility of Labor”。他曾于2015、2016及2018年担任米塞斯研究所研究员，并获2018年奥地利经济学研究会议 Grant Aldrich 最佳研究生论文奖；亦为米塞斯大学授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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