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动态||数字时代的竞争：金砖国家视野（报告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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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大量的文献（尽管实证研究较少）表明，算法的使用不仅促进了企业之间的明确协议，而且还可以导致默认的协调，此外还可以促进默认的共谋。对现有算法共谋模型的分析表明，独立算法有可能协调和维持接近共谋水平的价格。

使用算法来监视和执行现有协议以及通过定价算法本身进行协调，不仅促进了默契和显式的串通，而且使发现违规行为更加困难。由于获取确凿证据的机会更少，因此侦查将变得更加困难。

同时，必须扩大侦查工具的范围，包括新的软件筛选工具和具有IT和AI经验的新监管机构。这些机构应具有能力和专业知识，以能够检测侦查，记录和验证使用违禁算法或对消费者福利可能有害的算法。本身也可以禁止某些类型的算法。还有其他政策工具，例如宽恕制度，将不得不重新设计。

从法律角度来看，我们得出结论，当前的反托拉斯共谋概念及其对沟通的强调不足以考虑所有形式的算法共谋。对于定价算法和第三方定价的协调情况，可能是足够的，但是通过学习算法本身，对于自主默认的默认共谋情况是不够的。

目前，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用以应对算法合谋日益增加的威胁的政策选择似乎相当有限。只有将协议的概念扩展到也涵盖这种新型的串通行为时，算法共谋才可被视为违反竞争法。但是即使那样，在检测侦查和验证算法共谋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的困难。

该报告探讨了以下选项：

第一步，竞争主管部门应支持（并参与）有关算法共谋的实证工作。应在算法共谋的情况下重新考虑应用现有法律框架，最终考虑到某些类型的算法可能构成促进共谋的“超级”因素。另外应遵循一些金砖国家竞争管理机构的榜样，开发算法工具来侦查共谋活动，特别是在巴西和俄罗斯。

第二步，竞争主管机构应重新审视对共谋进行某种形式的交流的理解，立法者应反思通过学习算法将反托拉斯共谋概念扩展到涵盖共谋情况的成本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