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下） ——地区热点、全球网络：创新合作日趋紧密，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

跨国公司位于创新网络的中心

专利数据揭示了处于全球创新网络中心的公司研发网络。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其专利申请中列明外国发明家，而这些外国发明家来自越来越多样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公司申请的专利中只有9%是外国发明人;到2010年代，这一比例已升至38%。西欧公司也有类似的大幅增长，同期从9%增长到27%。

这种国际专利外包仍主要发生在高收入经济体的公司和发明者之间。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86%的国际专利来源是在跨国公司和来自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发明家之间。然而，这一比例在2010年代降至了56%。

报告阐述了两大主要发展。一方面，传统强势国家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将研发活动外包给中等收入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度、东欧。例如，在201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进行的所有国际专利采购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发明人来自中国或印度。另一方面，来自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跨国公司也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来自亚洲、东欧、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西欧、中国发明家的创造力。

跨国公司在人才来源方面可能有截然不同的需求和策略，而且这些需求和战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例如，谷歌和西门子将创新活动集中在它们的顶级中心。在2010年代，旧金山占了谷歌专利的54%，比2000年代的36%有所上升。同样，德国制造公司西门子(Siemens)最重要的专利来源纽伦堡在2010年代占32%，而在2000年代占27%。

亚洲企业的集中度甚至更高，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度略有下降。2010年代，东京和深圳-香港是索尼和华为最重要的发明来源，分别占71%和81%的专利。然而，这一比例低于前10年的83%和88%，表明创新相对分散。

该报告通过研究两个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行业，对创新版图演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一个是汽车行业，该行业正处于技术颠覆的早期阶段。来自汽车行业和信息技术(IT)行业的新进入者正在挑战老牌参与者。

自动驾驶汽车(AV)尚未进入市场。尽管如此，人工智能(AI)数据分析以及设备和组件的互联性正在重新制定行业的商业模式，使其朝着服务和所谓的“平台经济”的方向发展。传统汽车制造商担心，他们的核心业务——制造和销售汽车——会被取代。

专利数据表明，传统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商处于AV技术创新的前沿。福特、丰田和博世分别有357个、320个、277个自动驾驶汽车专利，是自动驾驶汽车专利申请的前三名。然而，非汽车制造商也在专利申请的前列。谷歌及其自动驾驶汽车子公司Waymo排名第八，拥有156项专利，领先于日产(Nissan)、宝马(BMW)和现代(Hyundai)等传统汽车制造商。优步和德尔福各拥有62项自动驾驶汽车专利，排名并列第31位。

无论是现有企业还是新进入者目前都不具备生产自动驾驶汽车所需的全部能力。他们要么需要联合起来，要么在内部发展自己缺乏的技能。自动驾驶汽车创新是一项长期且代价高昂的努力。利益相关者有很强的动机与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合作分担风险和成本。三种类型的合作正在形成:现有的汽车制造商之间;科技公司之间；汽车制造商和科技公司之间。新兴的协作网络是上述所有因素的混合体:没有一种因素是相互排斥的，它们是共存的。

顶级汽车制造商和顶级IT巨头仍然倾向于以母网站进行发明活动，因为他们的发明活动。在创新版图的边缘地带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对于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是否会改变汽车行业创新的地理位置，做出确切的回答可能为时过早。

作物生物技术是一个必须根据当地农业生态条件进行创新的行业。尽管大多数植物生物技术发明可能来自高收入国家，例如美国，西欧和东亚国家，但它们仍然需要适应不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在1990年代后期，新兴中等收入国家使用的大多数转基因作物都是北美同类作物的当地适应种质。因此，作物生物技术创新集群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存在。然而，数据显示，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作物生物技术创新在地理上是集中的。

少数国家占生物技术发明和科学产出的大部分。美国、德国、中国、日本和韩国分别积累了超过55%和80%的作物生物技术文章和专利。只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印度、以色列、墨西哥和新加坡加入了种植生物技术热点的行列;且除了澳大利亚，其他国家都只有一个热点。

在作物生物技术创新发生的地方和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方存在地理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作物生物技术热点位于大都市地区，或者位于全球创新热点地区，或者位于具有强大生物技术能力的专门大型集群地区。这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家作物生物技术集群通常位于大型城市地区，如巴西的圣保罗和开普敦。一些集群靠近农村地区，如巴西的维索萨或墨西哥的伊拉普阿托。它们的存在通常与有影响力的公共机构有关，如大学、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或国家农业研究系统。。

私营企业，尤其是四大农业企业——德国的拜耳和巴斯夫、中国化工和美国的科梯瓦农业科学公司——承担了大部分植物生物技术的研发投资。通过交叉授权、获得许可、联合研究、甚至合并和收购获取专有技术的需求，促进了行业内的合作。

然而，私营企业也越来越需要与公共部门合作，例如，获得往往由公共研究机构持有的种质和品种库- -具有理想性状的作物品种。对于公共机构来说，作物生物技术产品商业化的高成本几乎总是需要与大型跨国公司合作。自2000年以来，私营企业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联合专利申请已经超过了私营企业之间的联合专利申请，成为主要的合作类型。事实上，自201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之间的联合专利申请的重要性已经下滑到第三位，落后于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联合专利申请。

本报告所描绘的全球创新版图对政策制定意味着什么?全球创新网络的增长依赖于有利于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政策，但这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在公众对全球化的好处越来越怀疑的情况下。

经济理论为知识的自由交换是有益的这一观点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它促进了世界各地不同创新集群的专业化，促进了更有效和更多样化的知识生产。知识的公共品性质加强了开放的益处:如果知识流动在国外产生经济效益，而国内的经济效益不受影响，那么开放必然会带来共同的收益。从理论上讲，在某些情况下，对贸易和知识流动的战略限制可能使经济增长的道路受益。然而，高收入经济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有关新技术的知识流动总体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不断推进技术前沿正变得极其困难。有证据表明，要达到与过去相同的技术进步水平，需要越来越多的研发工作。

研发生产力的下降要求不断增加对创新的投资，还要求协作和开放。解决日益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更大的研究队伍和更专业化的研究，而开放和国际合作可以促进这两方面的发展。

在创新方面的国际合作有许多方面。它需要促进对创新投资的激励，以反映全球经济的需求和规模。它还可以在使创新者更容易在国际上开展业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各国政府可以汇集资源，资助超出国家预算或需要不同国家现有技术知识的大型科学项目。

过去几十年的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各国内部收入、创新活动和高技能就业和工资的区域间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开放增强了将创新人才引向创新强势地区的吸引力。正如本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嵌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最具活力的创新热点往往位于本已是各国最富裕的大都市集群。

区域支持和发展政策可以在帮助落后地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虽然不能逆转创新强势地区的吸引力，但它们可以促进创新驱动的增长，从而使整体经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