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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案中，法院将无实际交易的融资性贸易排除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外。
以“主观上是否具有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客观上是否造成了国家税款损失”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进行了区分。
一、案件基本信息
（2019）京02刑终113号
二、案情简介
被告单位合慧公司因与其他公司之间的贸易融资，为其虚开了大量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为了避免因此产生的纳税义务，合慧公司在2012年8月至2013年3月间，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以购进钢材名义取得被告单位天正公司、百泽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款数额为人民币1600余万元，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
被告人赵某为合慧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被告人刘某为天正公司、百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由其全面负责上述公司的经营活动。
三、被告方观点
主观上为了贸易融资，虚开发票仅是交易的一个环节，以取得钱款进行项目建设为目的。没有骗取国家税款，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故意，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四、检察院及一审法院观点
被告单位合慧公司、天正公司、百泽公司违反国家税收管理制度，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且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依法惩处。
被告人赵某、刘某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系对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亦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五、检察院审查后的主要意见
其一，本案上诉人虽表面上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但以融资托盘为最终目的，并不存在真实的货物购销等经营行为，缺乏向国家缴纳增值税款的事实基础。
因此，在案证据难以认定上诉单位及上诉人主观上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客观上造成了国家税款损失，认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证据不足。
其二，2012年8月至2013年3月间，天正公司、百泽公司给合慧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5份，税款合计1600余万元，因此收取的475万元的好处费，实质是一种变相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
因此，天正公司、百泽公司、刘某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合慧公司、赵某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六、二审法院核心观点
其一，各上诉单位、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1.增值税是以商品或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增值税的征收以有实际商品流转或应税劳务发生且有增值为事实基础。
同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应以实际发生商品流转或应税劳务为事实基础，在没有真实贸易的情况下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本质上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此种行为严重扰乱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正常管理秩序，构成行政违法。
2．作为刑事犯罪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仅要从形式上把握是否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还要从实质上把握行为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心态以及客观后果。
3．事情的起因，是合慧公司因与其他公司之间的贸易融资，为其虚开了大量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了避免因此产生的纳税义务，才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以购进钢材名义取得了天正公司、百泽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虽然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虽已全部认证抵扣，但考虑到之前合慧公司因给其他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留下的大量销项发票，该部分发票因为没有实际发生商品流转，没有产生真实的商品增值，也就没有缴纳增值税的事实基础，不缴纳该部分税款也不会给国家造成实际的税款损失。故而认定合慧公司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进项）发票进行认证抵扣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证据不足。
4.与之对应，负责开具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天正公司、百泽公司及其刘某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其二，合慧公司、赵某的行为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天正公司、百泽公司、刘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1.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天正公司、百泽公司的交易成本只有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此过程中获取的“利润”本质上就是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得好处，就是变相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所得。
2.合慧公司在此过程中，除了从天正公司、百泽公司处得到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外一无所获，其所支出的费用本质上是变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花费的对价。
3.非法出售、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一种行为犯，主观上行为人只要对非法买卖的行为有认知即可，无需附加其他主观目的；客观上只要实施了非法买卖的行为，无需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
行为人是否获利、出于何种目的买卖、是否造成了国家税款流失不是本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只是在量刑时可以作为情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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