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严恒斌骗取出口退税案二审已判决，二审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的罪名，但是罚金下调、刑期大减，该案有以下特征：
一、具体骗税方式：
主犯刘志炼先盗用深圳普昌荣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桥通公司的严恒斌商谈，称欲委托桥通公司代理货物出口，并联系生产厂家，再联系报关行以此前找好的外贸进出口公司的名义顶替真实的货物出口方进行海关出口报关，将盖有外贸进出口公司公章的空白单证提供给报关行，报关行报关后，其根据报关行提供的报关单、外汇核销单上显示的外汇金额计算出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金额，让生产厂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外贸进出口公司，由外贸进出口公司使用报关单据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退税。同时“文生”将外汇汇给外贸进出口公司。外贸进出口公司收到外汇后，先行将外汇、垫付的退税款扣除代理费用后一并打给生产厂家，生产厂家扣除开票费用后打到“文生”控制的账户中。
二、明知政策禁止不可为，改头换面自欺欺人：
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其系桥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负责人，裘某负责公司业务、张某负责公司财务，另有俞飞、严恒斌等业务员。……该业务性质是代理业务，因代理业务不能退税，故需按自营模式操作。裘某自称经她考察，业务没有问题，其向张某确认公司有足额资金用于垫付后就同意做该业务。
证人叶某的证言证明，其系桥通公司的会计。因代理业务不能退税，故从账面上看，严恒斌的业务也是自营出口业务。税务机关到公司了解情况时，裘某曾要求工作人员对税务机关讲公司业务是自营业务。
被告人严恒斌供述，2012年年初时，萧山税务稽查称公司退税有问题、要求公司里的人去说明情况，胡某让其、叶某、裘某、张某一起商量后，要求公司里的人不能说是代理出口业务，而说是外商购货、桥通公司向河南厂家买货后出口的自营出口业务。
三、业务两头在外、报关舍近求远、敏感产品大量出口，未引起应有的警觉：
证人裘某的证言证明，其系桥通公司的业务主管。2008年底，经严恒斌介绍，一名广东人到公司洽谈业务，欲委托公司代理货物出口，其与严恒斌共同接待，并一起向胡某汇报，称有客户委托公司出口大量木制家具，出货港和供货商都由对方指定，出货港在深圳、供货商在河南，货物由对方组织，退税款要公司先行垫付，代理费每1美元0.08或者0.1元人民币。胡某向公司财务总监张某确认有足额垫付款项后同意做该项业务。
四、验厂走过场：
证人刘志炼的证言证明，严恒斌于2010年至2011年间，和其去过一次河南开封看了两家工厂，工厂都只有十来个工人在加工销售到当地的家具配件，规模很小，但严恒斌未提出工厂生产能力的问题。
被告人严恒斌供述，其与刘志炼、王某到河南，刘志炼想让他们代理出口毛皮，后未谈成。其也看过生产厂家的生产情况，因只有十几人在生产，其向刘志炼提出生产能力问题，刘志炼将其带到厂家的仓库里，内有很多成品及半成品。
五、16份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收据证明不了严恒斌尽到审核义务、难以相信刘志炼经营真实贸易：
被告人严恒斌的辩护人提交以下证据：①桥通公司与威通达国际贸易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4份、运输发票复印件7份、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收据16份，用于证明严恒斌尽到审核义务、足以相信刘志炼经营真实贸易。
一审法院认为，辩护人提交的运输发票和商检发票，严恒斌及刘志炼均称严恒斌于业务完成后获取，不能证明严恒斌在业务进行时的主观明知状态、亦不能证明严恒斌已尽到审慎义务。
六、退税机关先后发出核实函16次，每次复函业务均属正常
萧山区国税局出具的关于调查核实出口货物税收有关情况的复函情况说明证明：萧山区国税局在审核桥通公司申报出口退税的木制家具时，发现存在异地供货、异地报关的情形，并在国内货源地方面存在疑点，经向桥通公司的供货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发函调查，从2009年7月至2011年3月先后发出核实函16次，收到的回复函均显示为正常业务。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出口货物税收函调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6〕165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税收函调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1号）的规定，对确认为正常业务复函所涉及的出口退税款，退税机关应根据出口退税审核、审批相关规定办理出口退税。
证人刘志炼的证言证明：每家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桥通公司的时候，萧山国税都要发函到当地国税，其会联系开票企业将回函弄好。
七、77份涉案的海运提单为虚假提单：
萧山区国税局稽查局对桥通公司、弘阳公司立案检查过程中发现两公司的出口业务存在较多疑点。经查，桥通公司涉案的77份海运提单、弘阳公司涉案的65份海运提单均为虚假提单。
八、资金回流迹象明显：
资金走账情况，即先由桥通公司、弘阳公司将涉案发票价税总额及退税款转至开票企业，再由开票企业通过个人或其他单位账户将该笔资金转出，最终流转回被告人刘志炼及其方控制的其他个人账户的过程。开封五家开票企业、砀山三家开票企业的银行明细完全证实上述资金流转过程，但除此之外的开票企业资金流向对手信息不清，仅能证明资金转至开票企业银行账户后立马被转出，这与常情不符，且与本案认定事实能吻合。
九、至少可推定严恒斌主观明知刘志炼意欲骗税：
经查，本案中刘志炼的证言证明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货物已出口、与严恒斌就出口金额和发票金额核对后开具，严恒斌对于刘志炼与其核对出口金额予以认可，并曾供称根据报关单据计算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金额，与刘志炼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结合严恒斌曾至仅有十几名工人的生产厂家查看，严恒斌对生产厂家的生产能力亦应明知，证明严恒斌明知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在案退税备检的售货合同（即外贸合同）中均无买方外商的信息，仅有英文签名，严恒斌自认合同是其伪造。虽严恒斌当庭改称上述合同是其根据刘志炼提供的总销售合同制作，其辩护人亦提供了总销售合同予以佐证，但刘志炼的证言证明总销售合同是在2010年业务已开展较长时间后提供，合同上产品的数量、金额等内容系其根据报关单据上的数据累加伪造；上述总销售合同与在案报关单上产品的累计数量、金额亦基本一致，与刘志炼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明总销售合同是刘志炼根据一段时间内的报关单累计伪造，故严恒斌取得上述合同的时间只能是商品申请出口报关之后，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严恒斌无法取得总销售合同，严恒斌提交公司备检的售货合同显系其自行伪造。在案多份内贸合同中，存在桥通公司与生产厂商的签名、公章在样式和位置方面一模一样的异常情况，根据严恒斌的供述与刘志炼的证言，内贸合同由严恒斌与刘志炼经手，严恒斌对于内贸合同具有上述异常显然明知，故严恒斌明知刘志炼与生产厂家并无真实贸易关系。本案中桥通公司、严恒斌与刘志炼的操作模式系“四自三不见”模式（即不见出口商品、不见供货货主、不见外商的情况下，允许他人自带客户、自带货源、自带汇票、自行报关的行为），“四自三不见”为我国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明知包括知道及应当知道，即便刘志炼未将骗税目的明确告知被告人严恒斌，但严恒斌在从事“四自三不见”违规业务中，交易活动又存在上述不合常理的情况，即可推定严恒斌主观明知刘志炼意欲骗税。
证人韩某、孔某的证言证明，二人均系萧山区的外贸进出口公司的经营人员。实践中具有退税资质的外贸企业委托其他外贸企业代理出口退税的情况很少，原因多为流动资金不足、防止同类品牌竞争等，如出现这种情况且资金量大、周转迅速，则骗税可能性较大。“四自三不见”存在运送禁运品或骗税风险，是禁止从事的。货源地、出口地及外贸公司所在地均不在同一地点，又以“四自三不见”的模式运行，就更可能涉及骗税。
《扒开税雾》点评：放任异常业务持续发生酿成大祸
国税发（2006）24号文件规定，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其出口业务实质上是由本企业及其投资的企业以外的其他经营者假借该出口企业名义操作完成的；出口企业未实质参与出口经营活动、接受并从事由中间人介绍的其他出口业务，但仍以自营名义出口的，一经发现，该企业已退税款予以追回，未退税款不再办理，骗取出口退税款，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外贸实践中，“假自营、真代理”方式大量存在，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根据现有的证据，本案中桥通公司、严恒斌与刘志炼的操作模式并不是完整意义的“四自三不见”模式，至少见到过“出口产品”、“供货货主”。开始时桥通公司、严恒斌只是想通过“假自营、真代理”方式赚取代理费，并没有骗取出口退税的主观故意。在代理出口过程中严恒斌对生产厂家的生产能力有疑问，这些疑问证明不了严恒斌明知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因为生产能力不足，可以通过委托加工、外购货物来弥补。但是在发现诸多疑点后，严恒斌没有追根究底，更没有及时刹车。作为一名有从业经验的外贸业务员，其应当知道刘志炼意欲骗取出口退税，却放任异常业务的持续发生，因此酿成大祸、惹来牢狱之灾。而被告单位桥通公司犯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证据则嫌得不足，因为本案判决书没有提及桥通公司管理层知道或应当知道刘志炼意欲骗取出口退税的证据，更没有披露其主动参与骗取出口退税的证据。
附（由于二审判决书未公开发布，故沿用一审判决书的内容）：
浙江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严恒斌犯骗取出口退税罪一审刑事判决书（节选）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至2010年间，被告人严恒斌在任被告单位浙江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桥通公司”）业务员期间，经桥通公司同意以公司名义为刘志炼（已判决）代理出口木制品业务。该业务由刘志炼自行准备货物、自行报关出口，但伪造成由被告单位桥通公司自营出口并申请出口退税，退税款垫付给刘志炼，被告单位桥通公司每代理出口1美元货物，收取0.1元人民币左右的费用。被告人严恒斌经被告单位桥通公司授权，在明知刘志炼意欲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情况下，仍违反国家有关进出口经营的规定，协助伪造虚假的外贸合同。刘志炼联系砀山县鸿福木业有限公司、封丘县金湖木器加工有限公司、开封市金明区霖源木制品厂等多家企业向桥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00余份。被告单位桥通公司明知刘志炼意欲骗取国家出口退税，为获取佣金，仍以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由刘志炼提供的报关单等单证，向国税部门申请出口退税。至案发，被告单位桥通公司伙同刘志炼以上述方式骗得出口退税款1019万余元。2010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严恒斌又将刘志炼介绍给杭州弘阳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阳公司”），并伙同刘志炼通过弘阳公司采用上述同样手段，骗得出口退税款611万余元，另有46万余元税款因被税务机关发现而未得逞。被告人严恒斌从中获取好处费10余万元。
另查明，刘志炼因犯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700万元。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浙江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
二、被告人严恒斌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三、现扣押于杭州市萧山区国家税务局的浙江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现金人民币2291656.17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四、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扣押已随案移送本院的严恒斌HTC牌手机1部予以追缴，上缴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