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感给予组织存在的意义,现代组织因为“我们的思考方式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因此我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而存在使命感。认知稀缺性使组织能够宣称自己的存在不是可替代的,但AI直接挑战了这一根基,当机器能够分析、推理、生成甚至创造时,认知从稀缺变为丰裕,使命感存在的基石消失,但使命仍然需要,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能否在新的地基上重建,这便是使命感稀释的起点。
使命的认知基石
20世纪下半叶,德鲁克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劳动力,成为核心生产要素。这不是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否定,而是价值创造的权重发生了转移,以认知能力为主要价值来源的劳动者,逐渐成为组织的核心资产。组织的使命也从“我们制造什么”转向“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能想到什么”,认知能力不再是工作的工具,而是使命叙事的核心。这种组织叙事下,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智慧、卓越、洞察、前沿,这些词的共同指向是认知的稀缺性,稀缺性使组织能够宣称自己的存在不是可替代的,它回答的不是“我们的产品有多好”,而是“我们为什么值得存在”。
认知稀缺性还支撑着另一层结构,即专业身份与使命的绑定,知识工作者不仅为组织工作,也为一种专业身份工作,这种身份与组织使命深度交织。组织的使命定义了什么值得追求的专业成就,专业身份则赋予个体在追求这个成就中的不可替代角色。使命与身份互为支撑,使命使身份有意义,身份使使命有人承担。
认知是核心生产要素,认知的独特性使组织不可替代,专业身份将个体与使命牢牢连接,三者形成了知识经济时代组织使命的完整地基,这个地基稳固地运行了半个世纪,直到AI出现。
AI对认知独特性的冲击
AI的出现,恰恰动摇了认知稀缺性这一使命叙事的核心前提,认知能力从稀缺变为丰裕。分析、推理、生成、模式识别——这些曾经是知识工作者核心价值来源的能力,正在被AI以极低的边际成本提供。稀缺性的本质不是“有人能做这件事”,而是“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件事”,正是稀缺性赋予了做到的人以独特价值。但一旦提供稀缺性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认知能力的获取门槛便大幅降低,这就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人人可得的基础设施,此时建立在认知稀缺性之上的使命叙事便失去了逻辑前提,“我们因为独特的思考而存在”就不再是一个有力的承诺。
面对这一冲击,组织最常用的叙事方式是“增强而非替代”,AI可以增强人的能力,人因此可以投入到更高层次的工作中。从技术的角度来看,AI确实扩展了人的认知边界,让人从重复性分析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更复杂的判断和决策中去。但在“使命感”的角度,“增强”叙事逻辑反而在加深落差。被解放出来的人需要占据AI尚未覆盖的更高认知层次,在那里发挥不可替代的价值,但这是一条不断后退的防线,人永远需要在AI尚未覆盖的下一个领域发挥价值,但是这个领域范围是在不断缩小的。一个建立在“我们做AI暂时还做不了的事”之上的使命感不是“我们不可替代”,而是“我们暂时还没被替代”,而“暂时”本身就剥夺了使命叙事所需要的确定性。
更深层的问题是“创造性”边界的模糊。长久以来,人们将认知分为执行性认知和创造性认知两个层次。执行性认知,如遵循流程、执行计算、应用规则是可训练、可复制、可替代的;创造性认知如生成新想法、设计新方案、做出新判断则被认为属于人类独有的领地。当前,AI不仅渗透了执行性认知,还开始进入创造性认知的领域,这使两者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难以清晰划定,从而使命叙事中的“创新”“创造”等关键词失去了锚点。
认知丰裕瓦解了稀缺性前提,增强叙事暴露了不断后退的防线,创造性边界的模糊使使命宣言的关键词失去确定性含义,三层冲击叠加,使得使命感的地基正在从三个方向同时松动。
使命叙事的空心化
使命叙事的认知地基受到冲击松动之后,使命叙事将变得空心,从一种真实的信念退化为一种空洞的修辞,组织中的人仍然说着同样的话,但话里不再有同样的力量。
空心化的第一个表现是使命宣言与运行现实的脱节。许多组织的使命宣言写着“以智慧创造价值”“用思想改变世界”,措辞至今未变,但运行现实已经发生改变,日常工作中越来越多的分析、生成和判断由AI完成,员工发现组织真正在乎的不是他们的独特思考,而是他们是否善于使用AI。宣言仍在讲述一个关于认知独特性的故事,但日常经验告诉员工另一个故事,你的独特思考正在被AI的通用输出所替代,你的价值正在从“你能想到什么”转向“你能用好什么工具”。而且随着AI渗透的加深逐渐扩大的,直到有一天员工发现使命宣言所描述的组织和他们实际工作的组织已经不再是同一个组织。
空心化的第二个表现是使命感的代际差异,这层更为隐蔽。年长员工往往将AI视为工具——他们的专业身份在AI出现之前已经形成,“我是工程师”意味着一套已经确立的能力体系和职业路径,AI是这套体系的延伸而非替代。年轻员工面对的情境则截然不同,他们的专业身份是在AI时代开始形成的,在AI可以完成大部分分析性和工程性工作的前提下,专业身份的本质内涵变得不确定。同一份使命宣言,对不同代际员工的感召力也因此不同,年长员工在职业身份的基础上看AI,看到的是AI带来的工具性和便捷以及职业身份的延伸;年轻员工站在地基已经松动时形成的身份上面对AI,看到的是职业身份的空洞。
空心化的危险不止于情绪层面。使命感直接影响组织的创新动力和人才吸引力。当使命从“我们做独一无二的事”退化为“我们高效地使用工具”时,组织对最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便开始下降,那些追求认知挑战的人会去寻找尚未被AI覆盖的领域,而非留在已被AI覆盖的领域中使用AI。使命的空心化最终会引发人才的结构性流失,那些认知能力最强、判断力最好的人,正是最先感受到使命空心化的人,也是最有能力选择离开的人。
使命感重建的可能性
空心化不能成为组织使命感的终点,使命作为一种组织功能仍然不可或缺,任何组织都需要回答“我们为什么存在”,因此问题变成了:能否在新的地基上重建使命叙事?
重建的第一个前提是承认“认知输出的去中心化”,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任何员工都可以通过AI获得曾经只有组织才能提供的分析能力,换句话说AI使认知输出从组织内部人员的垄断变为可从外部获取,认知不再是组织的围墙内的特权。这意味着组织不能再以“我们拥有最好的大脑”为使命核心,因为最好的大脑正在成为公共品。当认知成为基础而非竞争优势时,以认知稀缺性为核心的使命叙事便失去了现实基础,重建必须寻找新的稀缺性。
什么是新的稀缺性?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判断”。判断什么认知输出是可靠的,判断什么问题值得投入认知资源,判断认知结论在特定情境中是否成立,解决“信不信”“做不做”“值不值得”的问题。
AI可以提供认知输出,但不能判断,因为判断需要价值立场、情境理解和经验直觉的综合,这是区分什么是重要的选择、对具体情境中各种因素权重的感知以及长期实践积累的隐性知识,这三样东西恰恰是AI最缺乏的,就像气象模型可以提供天气数据,但不能决定要不要出门。
将使命从“认知卓越”转向“判断卓越”并非简单的措辞调整,它要求组织重新定义什么是优秀,不再是知道最多、想得最快,而是判断最准、校准最稳。这种重新定义触及职业评价体系、晋升标准、培训方式的根本调整,遇到的阻力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身份性的,没有人愿意被告知自己引以为豪的认知能力不再是核心价值,需要适应性地接受“分析能力很重要,但现在判断能力更重要”这种重新排序,这意味着整个职业阶梯的结构需要重建,而重建过程中许多人会发现自己不再站在原来的位置上。这正是使命重构最困难的地方,不只需要找到新的稀缺性,还需要让组织中的人接受新的稀缺性意味着新的价值排序,而新的价值排序意味着有人上升、有人下降、有人需要重新学习一种完全不同的能力。
写在最后
使命感是组织存在的理由,认知稀缺性曾经为使命叙事提供稳固的地基,但AI以边际成本趋零的方式将认知从稀缺变为丰裕,地基随之松动,松动导致使命叙事从信念退化为修辞,从而引发使命感的空心化,组织即使效率上升也会失去引力。在AI不可阻挡地介入组织的时代,组织使命感的重建必须从“拥有知识”转向“驾驭判断”,将组织的核心价值锚定在价值立场、情境理解与隐性经验的综合之上,这也是组织在AI时代保持独特性与凝聚力的关键所在。
作者:正略咨询国企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课题组
课题组专家:付百航、李必峰、朱强、董翔、秦檀、余义、姚振宇、卢兆弘、陈庆康、韩瑜、于佳、赵福兰
编辑:Xin
责编:Littl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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