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新社编者按
破壁：从专业精进到法商融合
我深耕资本市场多年，近年来顺应行业周期的更迭与市场环境的深刻变化，主动进行了业务战略的转型，将重心从企业端的资本运作，延伸至家族端的财富管理与传承。
在研究中国民营企业的传承案例时，我注意到许多民营家族企业早已在慈善等领域探索出成熟的法律架构。尽管我们作为外部律师与顶尖企业的内部法务团队在规模上存在客观差距，但“距离产生美”，我们依然能够跨越界限，从这些先行者身上汲取法商融合的宝贵经验。
与此同时，随着外资所在华布局的调整，涉外法律人才的紧缺问题日益凸显。而在国内，不少年轻律师从劳动仲裁等业务起步，但在面对诸如某互联网平台裁员风波、某上市公司批量辞退大学生等复杂事件时，仅靠传统的法律思维已捉襟见肘。当客户的问题无法用简单的“yes”或“no”来回答时，它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劳动纠纷，而是对律师商业思维与综合能力的极限考验。
客户需求的不断升级，倒逼律师必须将商业思维作为核心竞争力。然而在实践中，有些律师的思维容易受限于“线性逻辑”。这并非个人能力不足，而是长期严谨的法律训练，在无形中塑造了单线推演的思维惯性。
以我个人为例，我本科读的是市场营销，在企业工作一年后考取法律硕士，转而成为一名律师。后来在从事资本市场业务的过程中，我又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以及长江商学院。或许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何一名律师要读这么多商学院？
原因在于，如果我们不去系统地学习商业知识，就很难与客户开展深入、有效的商业对话，更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深层需求。在部分跨境交易及复杂商业事务中，企业客户不仅关注律师的法律专业能力，也越来越重视律师对商业逻辑、交易结构和国际规则的理解。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强调“法商思维”的原因——只有成为企业家的“同学”，与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交流，才更有可能洞察企业的真实诉求。
我常常思考：律师的生命尺度究竟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个职业？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在强调专业，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创办律所时，我也不断反思：我们该如何定义成功？答案显然不是坐等机会。有些律师可能习惯于等待平台分配资源，但更重要的，要在持续学习中打破边界，拓展通往成功的路径。
立心：从价值坚守到精神传承
律所的命名与文化，往往体现着创办者和管理者的价值追求。在创立上海国瓴律师事务所时，我刻意选择了一个极具深意的名字——“国瓴”。它取自“国之重器，高屋建瓴；君子不器，惟精惟一”。这十六个字，不仅是国瓴的愿景，更是我们每一位国瓴人的修行准则。
“国之重器”，淬炼的是国瓴人法律至上的理念。在为企业提供服务时，决策的第一逻辑首先应当判断法律如何规定，而非仅仅考量商业利益的得失。这是律师与企业管理者在决策视角上的重要区别，法律优先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底线。“高屋建瓴”，铸就的是国瓴人开眼看世界的格局。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教授提出过一个理念：“站在月球看地球，视野从此不同。”当我们每天在法律纠纷的泥沼中挣扎时，往往会觉得世界充满糟糕与不堪；但若将视角拉升至月球，你会发现地球是一片宁静的蔚蓝。律师同样需要这种宏大的格局，跳出个案的局限，以更宽广的视野去审视行业与世界。
“君子不器”，锻造的是国瓴人破局应变的视野。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律师绝不能将自己局限于单一的专业领域。我们需要成为“多面手”，在跨界中寻求突破。“惟精惟一”，砥砺的则是国瓴人致良知、恪守慎独的法律匠心。在追求专业与精湛的同时，我们最终要回归到内心的良知与对规则的敬畏。
基于这样的文化基因，国瓴确立了清晰的愿景与使命。我们的愿景是：更加理解产业、更加理解科技、更加理解权利、更加理解合规。我们希望成为一家有科技温度、尊重个体、尊重价值、尊重规则的律所。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规则意识是我们行业的基石，唯有恪守规则，方能行稳致远。
在与年轻律师交流时，我常强调：在埋头做业务的同时，不能忽视传统文化赋予我们的底层智慧。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日常的法律实务、诉讼技巧，终究是“术”与“器”，属于形而下的范畴；但我们更需要去体悟形而上的“道”，去探究那些支撑我们职业长远发展的底层逻辑与精神内核。
这也引出一个现实问题：律师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常常避讳谈创收，但创收当然重要。我们说“富贵于我如浮云”，这并非否定财富本身。孔子原话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核心在于“不义”二字。若是合乎道义、凭借专业与良知获得的财富，对企业家而言绝非浮云，而是其创造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作为律师，我们不仅要敬畏这种价值，更要在“义”的指引下，守护并实现这份正当财富。
律师作为服务者，在探讨法律服务之前，首先应当建立对企业家精神的敬畏。熊彼特曾指出，“企业家是伟大的”：承认并敬畏企业家精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企业、服务企业。其次，我们应当相信“金融是美好的”：金融的本质是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此外，还须认识到“价值是主观的”：在服务科技类客户时，如果缺乏对价值主观性的理解，就很难真正把握客户需求。当这三个观点落到律师职业上，我们便更容易与企业同频共振，在法治框架内提供有温度的服务。
致远：从能力进阶到资源整合
作为法律人，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法治”的内涵。当思考“衡量法治的标准是什么”时，我们应当如何作答？
在我看来，法治包含四个核心层面：第一，法律至上。这是所有决策的底层逻辑，更是法治社会的基石；第二，权利本位。传统观念常强调“权利义务对等”，法治的重要价值在于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同时强调权利行使与法定义务履行的统一；第三，权力受限。没有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就谈不上真正的法治；第四，程序正当。在诉讼与案件处理中，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辅相成。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基础。
然而，我们服务的绝大多数企业家并未受过系统的法律训练，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往往不够全面。要想在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内把法治讲透，既不现实，也并非易事。因此，在服务企业家时，我们必须使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去解释程序正当为何如此重要。
在法律服务中，我们常常面临一个残酷的“沟通递减模型”：我想到的>语言可表示的>我表达的>法官（或客户）能理解的。这个递减过程，要求我们必须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
我曾代理过一起金融领域的刑事案件。当事人是一位拥有多重专业资格的金融从业者，面对刑事指控，大多数律师认为做无罪辩护希望渺茫，争取缓刑可能是较优结果。但对于一位职业金融人而言，一旦留下缓刑记录，可能对其职业生涯造成重大影响。所以他找到了我，坚持要做无罪辩护。
当时我主攻资本市场，那是我首次组织证券团队参与刑事案件辩护。我们撰写了一份长达数百页的代理意见。材料递交后，承办检察官起初判断，从既有指控看，该案刑事指控方向已比较明确，这些材料恐怕难以动摇既有指控，更多只是增加审查工作量。然而经过一段时间，检察官仍对材料进行了重新复核，最终认为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个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非诉律师的严谨思维在诉讼中同样具有巨大的力量。在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诉讼中，极致的专业与不懈的沟通，往往是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关键。
基于此，我认为当下的律师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必须具备四种核心能力：
首先是传承能力。除了自身专业的精进，更要注重向年轻律师薪火相传，不断突破个体局限，触及行业更高的天花板；其次是合规能力。在机会减少的当下，不能只讲专业而忽视合规。在大合规框架内，专业能力才有更稳健的施展空间；第三是AI应用能力。无论是否习惯，我们都必须主动拥抱人工智能。虽然AI目前或许未能立竿见影地提升效率，但“我思故我在”，持续地思考与学习，是律师不被时代淘汰的重要途径；最后是资源整合与协同能力。除了深耕专业，我们还要学会将身边的资源进行有效转化。
在执业的不同阶段，我们还要懂得三种力量：一是聚力：明晰自己的能力圈有多大；二是借力：借用别人的能力圈来做事；三是给力：保持自身专业，赋能他人做事。
作为律师，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Leader。实现领导力的进阶，往往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的跃升：第一层是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这源于亚当·斯密关于个体发挥专业优势的洞见，是领导力的基石。自身足够强大，才更有可能在行业中立足。第二层是与他人合作实现目标的能力。这体现了约翰·纳什博弈论的智慧。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单打独斗越来越难以应对，合作与博弈、相互成就，往往是实现共赢的重要路径。第三层是能力在别人身上体现出来。这是领导力的最高境界。一位优秀的CEO，其核心价值不在于事必躬亲，而在于能够吸引并赋能最优秀的人才。
作为律师，当我们帮助客户化解所有棘手危机时，这固然体现了我们的专业能力，也从侧面彰显了客户的能力与眼光——因为他们选择了“最优秀”的律师。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行业里，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气韵同样重要。世界因谁而变？对每个人而言，是沉稳的气场与优雅的气韵。这不仅是外在修养，更是内在领导力的自然流露。
扫码观看演讲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