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以归结为运气，但民众和政府不能沉默- 大数跨境

法律风险治理与防控研究

2026-11-01

他可以归结为运气，但民众和政府不能沉默

摘要：朱跃军将半生困顿归结为“运气不好”，这是他的修养，却不是社会可以接受的理由。学术分歧不是制裁的对象，制裁学术分歧就是制裁思想——观点可以被反驳，但不能被惩罚。当事人不控诉，不等于事情没有发生；当事人不追责，不等于公共追问可以停止。民众不能沉默，因为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普通人有权利也有责任对公共机构的行为提出追问；政府更不能沉默，因为监管公共教育机构、回应公民合理关切，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运气可以解释一个人的遭遇，但不能解释一个系统为何不必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关键词：朱跃军；制裁思想；人民当家作主；政府责任

一、引言：当事人说“运气”，社会不能就此翻篇

朱跃军走红后，面对镜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运气不好”。他不怨导师，不怨学校，甚至主动替几位院士澄清“不存在成果被窃”。这份宽厚令人动容，但恰恰因为他说了“不怨”，追问才更不能停。

一个1989年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攻读血液病博士的人，读博期间以第一作者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论文，署名里还有王振义、陈竺、陈赛娟的名字。饶毅核查后明确表示，这篇论文“不仅那时，就是今天，也应该很容易获得博士学位”。但他没有拿到学位。据他本人陈述，因与导师学术观点不合、不肯修改结论，导师拒绝在答辩申请表上签字，他无法参加答辩，最终结业离校。此后三十年，求职时被传“精神有问题”，他专门做了鉴定证明正常，门还是没打开。回湖南武冈老家开诊所，靠低保过日子。

这件事如果止于“运气不好”，那它就只是一个令人唏嘘的个人故事。但它不止于此。

二、制裁学术分歧，就是制裁思想

“依学术分歧制裁学生”——这个命题本身已经包含了荒谬。学术分歧是观点与观点的对撞；制裁则是权力对行为的惩罚，其前提是存在应当被惩罚的行为。把两者连在一起，等于说：因为你不同意我的学术判断，所以我要惩罚你。

更准确地说，制裁学术分歧，就是制裁思想。分歧的载体是观点，观点的来源是判断，判断的背后是思想。一个人基于自己的阅读、实验和推理，得出了与权威不同的结论，这是思想在运作。对这样的结论施以惩罚，惩罚的就不是行为，而是思想本身。行为可以被规范，思想不能被规范；行为有对错，思想只有真假。用权力判定思想的对错并施加不利后果，这是制裁思想最赤裸的形态。

答辩申请表上的签字，本应是程序性确认：课程修完了，论文写出来了，可以进入答辩环节了。它不是对论文结论的背书。一个合格的教育者，即便手握签字权，也清楚哪些事该用签字来管，哪些事不该。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要求导师必须在签字前认同学生的学术结论。做了“拒绝签字”这个选择的人，是自己决定把程序权力用成了制裁思想的工具。

更荒谬的是，这种制裁跳过了学术检验的环节。如果导师认为朱跃军的假说不成立，正确的做法是让答辩委员会来判：拿出证据，指出论证漏洞，让其他专家检验。对，就留下；错，就驳倒。但“拒绝签字”直接取消了检验的机会，用行政权力给学术思想下了判决。朱跃军当年坚持的再障免疫抑制治疗思路，数十年后已成为重型再障的标准疗法之一。这不能简单反推为“他当年就是对的”，但它至少说明：思想的对错往往需要时间检验，而制裁等不了那么久，也不打算等。

三、民众为什么不能沉默：人民当家作主的应有之义

朱跃军说“运气不好”，是他的修养。但社会不能把他的修养当成免于追问的理由。一个健康的社会，恰恰要在当事人说“算了”的时候，替那些没有机会说话的年轻人问一句：下一次，还会这样吗？

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抽象的政治表述。它落实到具体场景中，就是普通公民对公共机构的行为有权利提出追问，也有责任不让明显的疑点被时间掩埋。高校是公共资源支撑的机构，它的培养程序是否公正、学生的思想是否因分歧而受罚，不只是学生和导师之间的私事。民众对朱跃军事件的关注，是在行使一种最基本的公共监督权利。

如果民众保持沉默，传递出的信号就是“跟导师观点不合就该认命”，就是“思想出格就要付出代价”。那些正在读博、正在与导师产生分歧的年轻人，看到朱跃军的故事和公众的沉默，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闭嘴、揣摩、在结论上妥协。钱理群批评大学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沉默恰恰在为这种培养提供舆论环境。

四、政府为什么更不能沉默：这是责任

当地镇政府表态“老人生活挺好的，享受养老帮扶，尽量少打扰”，照顾低保老人的晚年，这是政府该做的。但这不等于事件可以到此为止。

真正需要承担责任的，是政府对公共教育机构的监管职责。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已并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该校是公立高校，其培养程序是否公正、学生的学术判断是否被认真对待，不是高校自己的内部事务，而是政府作为公共教育资源管理者应当过问的事情。已有公众联名致信上海交大医学院，请求复核朱跃军的培养档案并公开说明相关事项。截至目前，未见校方公开回应。校方的沉默，如果政府主管部门也视而不见，那就不是校方一家的事，而是政府有没有履行监管责任的问题。

高校不是独立于公共监督之外的封闭王国，它拿的是公共财政，培养的是国家需要的人才，理应对公众的合理关切作出交代。政府主管部门对校方的沉默不闻不问，等于默认公共教育机构可以对公民的追问不予理睬。这既是对朱跃军个人的不公，也是对政府自身监管职责的失守。

更深一层看，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关乎教育走向和国家发展。一个学术机构如果对三十年前的疑点不置一词，它实际上是在告诉所有人：学生的思想是否被认真对待，不重要。这种态度塑造出的教育环境，培养不出敢于创新的人，只能培养出善于服从的人。而一个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文化繁荣发展，靠的恰恰是那些敢在权威面前说“我不同意”、并且说得出理由的人。如果政府用沉默默许“分歧即代价”的规则，国家发展所需要的那种原始创新能力，就失去了最根本的人才土壤。

五、结语：制裁思想，就是教育的自我否定

制裁学术分歧，就是制裁思想。思想可以被讨论，可以被反驳，可以被证明为错误，但它不应该被制裁。因为一旦制裁介入，说理就结束了，教育也就结束了。

朱跃军可以归结为运气。但一个社会如果也把这件事归结为运气，那下一个说“我不同意”的年轻人，就真的只能靠运气了。民众不沉默，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公共机构的行为，公众有权追问。政府不沉默，是因为监管公共教育机构、回应公民合理关切，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九派新闻.“回乡老博士”朱跃军经历引热议，当地政府回应[N/OL].今日头条,2026-09-15.

[2] 饶毅.事实胜于情绪：朱跃军博士未毕业另有隐情[N/OL].网易,2026-09-22.

[3] 知乎专栏.同门走出三位院士，他博士结业回乡做了30年村医[N/OL].2026-10-19.

[4] 知乎专栏.朱跃军澄清谣言，揭学术生涯反差真相[N/OL].2026-09-20.

[5] 微信公众平台.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一封信[N/OL].2026-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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