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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欧洲建厂，能否真正降低欧盟的供应链安全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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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欧洲建厂，能否真正降低欧盟的供应链安全顾虑？

中国企业在欧洲建厂，能否真正降低欧盟的供应链安全顾虑？ 欧洲并购与投资
202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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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企业在欧洲建厂，能否真正降低欧盟的供应链安全顾虑？

中国企业在欧洲建厂，能否真正降低欧盟的供应链安全顾虑？

图片来源于网络


（宁德时代计划在欧洲再建电池工厂）

（一位欧洲营销经理在华为工作，推广方案遭到各国经理反对，他怎么办？）
2026年7月，路透社报道了西班牙地方政府面临的一道产业政策难题。

西班牙多个地区积极争取中国汽车和电池企业投资，希望获得就业、税收和供应商订单；与此同时，又支持欧盟制定统一规则，防止欧洲制造业过度依赖中国技术和供应链。

这一矛盾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中国企业在欧洲建厂，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强欧洲的供应链安全？


一、中国对欧投资正在转向绿地建厂

过去，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制造业，较多通过并购获取技术、品牌和客户。近年来，新建工厂的重要性明显上升。

据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与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2026年研究，2025年中国对欧洲投资达168亿欧元，同比增长67%。其中绿地投资约89亿欧元，并购投资约79亿欧元。汽车行业吸引投资约76亿欧元，占总额45%，其中约93%流向电动汽车产业链。统计范围包括欧盟和英国。

宁德时代与Stellantis合作建设西班牙电池工厂、比亚迪在匈牙利建设整车工厂、中创新航投资葡萄牙电池项目，都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绿地投资能够直接增加当地工业产能和就业，因此受到地方政府欢迎。但欧盟正在进一步追问：这些工厂除了制造产品，还能为欧洲留下多少供应商、技术和长期产业能力？


二、西班牙宁德时代项目反映了什么？

宁德时代与Stellantis在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合作建设的电池工厂，是观察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

据路透社2026年7月报道，项目建设阶段预计平均使用约1000名中国工作人员，高峰期最多约1700人；工厂全面运营后，计划培训约4000名阿拉贡当地员工。项目原定2026年底启动生产，后调整为预计2027年初。

这一安排反映了大型工业项目的现实：建设初期依靠中国企业已有的工程经验、设备和技术团队，可以降低建设与调试风险；进入运营阶段后，则需要逐步形成当地员工队伍。

企业还提出，在达到设计产能后争取将欧盟本地采购比例提高至70%以上。需要强调，这是未来目标，并非当前已经实现的比例。

对于西班牙地方政府，项目意味着就业、投资和产业链升级。但欧盟关注的范围更广：如果核心设备、关键材料和技术支持仍高度依赖中国，欧洲获得了电池制造产能，却未必同步获得完整的供应链保障。

本地生产、本地采购与供应链韧性，是三个需要分别衡量的指标。

即使工厂大部分采购发生在欧洲，只要某种关键材料仍依赖单一境外来源，供应中断仍可能影响生产。反过来，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后，如果带动材料、设备和零部件供应商陆续落地，也可能逐步增强当地产业能力。

因此，判断项目对欧洲供应链安全的贡献，需要观察投产后的供应商发展，而不能仅依据工厂所在地或开工时的采购比例。


三、欧盟政策正在改变投资条件

西班牙案例背后，是欧盟产业政策与投资监管的变化。但企业必须区分已经适用的法律和仍在讨论中的提案。

第一，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已有法律基础。

欧盟现行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自2020年适用，重点关注安全和公共秩序风险。2026年通过的新审查条例已生效，但其全面适用时间为2028年1月，不能把新规则全部当作当前项目已经承担的义务。

第二，《外国补贴条例》（FSR）已经实施。

该条例自2023年适用，关注第三国财政支持是否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竞争。符合条件的并购和公共采购交易需要履行申报程序；欧盟委员会也可依职权调查有关外国补贴。

第三，《工业加速法案》（IAA）仍处于立法程序。

欧盟委员会于2026年3月提出该法案，涉及战略产业本地制造、公共采购及特定外国投资条件，并讨论当地就业、技术合作和产业能力建设等要求。

截至2026年10月，该法案尚未完成立法。相关条件不能直接表述为已经生效的普遍法律义务，最终适用范围与具体要求仍可能调整。

三套制度的目标不同：投资审查关注安全风险，FSR关注市场竞争，IAA提案则试图强化欧洲工业能力。

对于中国投资者，获得地方政府支持或建设许可，并不意味着其他监管问题已经解决。


四、中国企业如何调整欧洲投资策略？

西班牙项目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未来欧洲投资方案，需要同时证明商业可行性与本地产业贡献。

首先，在投资决策阶段建立分项监管清单。企业应分别评估东道国投资审查、FSR适用情况、环境与建设许可，以及IAA可能带来的未来要求。对于尚未通过的法案，可以开展情景测算，但不宜将提案条件直接写成现行合规义务。

其次，将本地化安排分为建设、投产和规模化运营三个阶段。初期利用成熟设备与技术团队保障投产；中期培养当地工程师、管理人员和维修团队；规模化运营后，再根据质量、成本和供货能力提高本地采购比例。

第三，建立关键物料和设备的供应风险清单。对电池材料、专用设备、工业软件等重要投入，分别评估替代供应商、交货周期、安全库存和技术支持能力。采购价格最低的方案，未必是停产风险最低的方案。

第四，把欧洲供应商合作纳入投资预算。企业可以通过联合研发、长期采购、技术许可或适度并购培育本地配套能力。但是否收购当地企业，应以技术价值、客户基础、经营成本和整合能力为依据，避免为满足形式上的本地化目标承担过高成本。

最后，企业应把就业、培训、研发和采购目标转化为可核验的年度计划。明确阶段性目标及实施条件，比笼统承诺高比例本地化更有利于政府沟通和长期经营。


五、欧洲工厂的竞争力将如何形成？

欧洲希望通过引入投资增强产业能力，中国企业则希望接近客户、降低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双方具有合作基础，但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对中国企业而言，过快提高本地采购比例，可能增加成本、延缓投产；长期依赖中国供应链，又可能限制项目获得欧洲客户和政策支持的能力。

较为可行的路径，是根据市场规模和供应商成熟程度逐步提高本地化水平，并通过长期订单、人才培养和技术合作建立欧洲产业网络。

对欧盟而言，政策同样需要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制造业竞争力。过高或过早的本地化要求，可能削弱新投资项目的经济性。


结语

中国企业在欧洲建厂，可以增加当地就业和产能，缩短交付距离，并降低部分跨境供应风险。但工厂落地本身，尚不足以消除欧洲对关键材料、技术和设备依赖的顾虑。

宁德时代西班牙项目说明，欧洲投资的竞争正在从建厂能力，延伸到本地供应链建设、技术支持和长期运营能力。

未来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欧洲工厂，应当既能保持合理成本和制造效率，也能逐步形成可靠的当地供应商、技术团队和客户服务体系。

这将成为中国制造业下一阶段欧洲投资的重要竞争条件。

本文作者：吴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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