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克创新1363万美元赔偿归零：被判故意侵权，仍有反转机会？ | 案例警示

上周我们解析过Stratasys诉拓竹专利侵权案：

美国得州陪审团认定拓竹侵犯Stratasys四项3D打印专利，裁定赔偿276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85亿元），同时认定构成故意侵权。拓竹不认可该裁决，计划申请审后复核并提起上诉。

一审侵权认定落地，上诉还存在哪些博弈空间？这是该案留给行业最大的疑问。

不到两周，另一起中国出海企业的专利诉讼给出截然不同的样本。安克创新遭遇NPE机构FISI起诉，2025年3月陪审团同样判定侵权及故意侵权成立，判赔1363.82万美元。

但2026年9月29日，特拉华州联邦法院通过安克的审后动议：保留侵权认定，但赔偿金额归零、故意侵权认定被推翻。

同样被陪审团认定故意侵权，一家背负亿元级赔偿继续抗争，一家在审后阶段直接清零罚金。

二者的巨大反差引出三个关键问题：安克为何能够实现赔偿归零？两案走向为何截然不同？出海卖家该如何降低侵权赔偿风险？本文将逐层拆解。

NPE是什么？凭什么有权发起索赔？

NPE，全称Non-Practicing Entity，即非专利实施主体，该类主体不开展研发、生产与销售，自身并不落地实施专利技术，专利大多通过对外收购获取。

商业模式以专利许可和侵权诉讼为主：向企业索要专利许可费，协商未果便发起专利诉讼。

这涉及专利权的法律性质。

专利权的核心是排他权，即在法定保护期内，可禁止第三方未经许可实施其专利技术。该项权利并不要求权利人自身实际实施专利，也不以从事生产经营为前提。

诉讼权利随专利权转移：FISI在2015年从黑莓收购约200件USB充电相关专利后，即取得完整的权利人地位，有权向技术实施方主张侵权损害赔偿。

本案的原告方FISI就是典型的NPE，华为、三星、苹果、一加、联想、TCL等企业均曾出现在其起诉名单中，安克创新只是众多被诉主体之一。

理解了NPE的商业逻辑，就能看懂这类诉讼的核心博弈点。

由于NPE并不经营实体产品，案件争议的重点往往不在于被告是否抄袭技术方案，而落在两大核心问题上：侵权赔偿金额应当如何认定、被告是否构成故意侵权。

安克创新，正是在这两个维度实现抗辩突破。

安克案赔偿归零的法律逻辑

假设双方在侵权发生前自愿谈判，会达成的许可费率，乘以侵权销量。

这也是美国专利诉讼中适用最广泛的计算框架，安克案即采用该路径。

这并非独立的赔偿计算方式，而是适用于上述两种计算方法的共同前提：当专利技术仅仅是产品众多组成部分之一时，赔偿只能对应专利技术本身的价值贡献，不能直接以整件产品的全部价值作为计算基数。

简单理解就是：专利仅对应其所覆盖技术本身的价值，而非整件产品的全部价值。

回到安克的涉案充电器产品。一台充电器的市场价值，由插脚、功率转换电路、USB接口、外壳以及品牌溢价等多个部分共同构成。

来源：PRIP

FISI起诉所依据的四项专利，仅覆盖其中某一项电路设计，并不覆盖充电器整机。插脚、外壳等其余组件均属于非专利部件，对应的价值不能计入侵权赔偿。

因此法院审查赔偿时，需要单独评估该电路设计本身的价值，而不能直接按照整台充电器的售价核算赔偿。

FISI一方主张按照每台设备0.5美元的标准计算许可费。法院并未直接否定0.5美元这个数字本身，而是提出质疑：该电路设计凭什么可以达到0.5美元的单件价值？

美国法院在核算合理许可费时，普遍参考Georgia‑Pacific框架的十五项考量因素。

其中第2项明确要求参考：被许可方针对与涉案专利具备可比性的其他专利，实际支付的许可费率，也就是可比许可。

可比许可拥有较高证明效力的原因在于：真实商业谈判过程本身已经完成价值分摊。交易双方谈判许可费率时，会区分专利技术贡献与产品其他部件的价值，最终落地的成交费率天然已经完成价值拆分。

如果可以找到有效的可比许可，法院就可以直接参考市场化的交易结果；如果不存在可采信的可比许可，那么费率只能依靠专利权人单方面的专家意见来支撑。

这里需要区分两组法律概念：

• 侵权成立，代表产品落入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 故意侵权成立，则额外要求被告具备主观蓄意行为，例如刻意抄袭专利方案、刻意掩盖侵权行为，或是明知不存在合理不侵权抗辩仍然实施专利。

本案中，侵权认定没有被推翻，法院驳回了安克的不侵权抗辩，维持了陪审团的侵权结论。

但是，原告方FISI提交的全部证据，仅能够证明安克知晓涉案专利，以及产品最终被认定构成侵权，不足以证明安克具有故意侵权的主观过错。

据此，法院推翻陪审团作出的故意侵权认定。

结合前述赔偿规则，就可以完整理解本案赔偿归零的裁判逻辑。

针对FISI提出的每台0.5美元的许可费主张，法院指出三项关键缺陷：

第一，没有证据证明市场上其他被许可方实际接受过该费率，0.5美元仅仅是谈判阶段的初始报价，并未经过真实交易验证；

第二，FISI未能提交有效的可比许可或者同类谈判记录，无法借助过往市场成交佐证费率合理性；

第三，FISI自身没有完成专利特征与非专利部件之间的价值分摊分析，未能把涉案专利的贡献，从充电器整机价值中剥离出来。

单方面的谈判报价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赔偿费率；缺少可比许可，就没有市场依据验证费率；缺少分摊分析，无法隔离专利技术对应的真实价值。

基于以上三重缺陷，法官将1363.82万美元的赔偿金额降至零。

至此本案裁判逻辑完整闭环：

• 侵权成立的结论予以保留；

• 赔偿层面，由于FISI的赔偿证明存在多重缺陷，1363.82万美元赔偿归零；

• 故意侵权层面，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安克存在主观蓄意行为，该认定被推翻。

两条抗辩战线同时取得成功，最终实现罚金清零。

安克案提供了重要参照：一审陪审团作出侵权、故意侵权认定，并不等同于赔偿及惩罚后果就必然落地。

但该裁判结果并不具备普适复制性。

安克面对的是NPE原告，案件博弈集中在损害赔偿证据的效力层面。而拓竹案的原告Stratasys是实体经营企业，二者的证据基础、诉讼背景本身存在显著区别。

拓竹目前已结束庭审，全部证据已经固定。虽然审后动议阶段存在抗辩空间，但拓竹能否争取到类似有利结果，仍需要结合卷宗证据、法官对法律标准的理解综合判断。

如何降低专利侵权赔偿风险

不少企业开展FTO自由实施检索时，仅简单核查市场上是否存在同类产品。

更高效的方式，是在产品设计阶段拆解各项功能点，逐条比对专利权利要求，输出可落地、可对接研发的规避方案，而非仅输出一份“是否存在同类产品”的浅层检索报告。

前置开展FTO，除了用于规避侵权风险，也可为后续潜在的赔偿抗辩留存技术比对基础。

NPE所持专利大多通过收购取得，专利本身的稳定性天然存在瑕疵。

开展专利无效分析、现有技术检索、联合多方被告分摊诉讼成本，目的并非确保案件必然胜诉，而是压缩对方快速获利的预期，迫使对方回归理性的商业谈判。

与此同时，自应诉之初，就应当针对原告的损害赔偿证据链开展记录与质证，不要等到陪审团作出不利裁决之后，才着手寻找抗辩突破口。

依据分摊原则，专利权人需要将专利技术的价值贡献，从产品整体价值中剥离单独核算。

而故意侵权的成立，也要求原告举证被告存在主观蓄意行为，仅证明被告知晓专利不足以构成该认定。

赔偿计算、故意侵权定性，是审后动议阶段两大可行抗辩方向，但能够利用该程序空间的前提，是在应诉全过程中就完成对应的证据与抗辩准备。

专利诉讼并非只有“侵权”或“不侵权”的二元结果。

安克案带给出海企业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即便陪审团作出不利的侵权认定，依然可以在赔偿、故意侵权层面寻找抗辩空间。

当然，这样的机会不会凭空到来，需要企业在产品研发、FTO排查以及诉讼全过程提前做好证据与抗辩布局。

面对海外专利风险，事前设防、事中充分抗辩，才是降低损失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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