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足缴纳税费的金额委托他人包税进口洋酒，他人低报价格构成走私犯罪的，行为人被认定为走私犯罪从犯

2019年至2022年，丁某甲向宋某销售威士忌洋酒。与宋某确认采购意向后，丁某甲向同案人龚某订购洋酒，在明知龚某收取的包税费用不足以缴纳进口税费的情况下，仍以"直邮包税"方式订购。龚某则以低报价格、个人行邮渠道将洋酒走私入境，再在国内邮寄至丁某甲提供的收件人和地址。经海关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622.788047万元。

案发后，丁某甲向番禺海关缉私分局退缴违法所得15万元。

一审认定：丁某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但到案后虽如实供述，庭审时全面翻供，依法不构成坦白；退缴部分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七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六十万元，没收涉案手机及硬盘。

二审期间，丁某甲家属代其退缴违法所得45万元、预缴罚金70万元，违法所得与罚金全部缴清。

广东高院改判：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刑期自2026年4月27日起至2030年9月17日止），二审退缴的45万元列入原判追缴范围。

这是本案最具参考价值的部分。

据此可以提炼一条裁判规则：订购人明知包税费用不足以覆盖法定税费，仍委托他人包税进口，主观上具有走私的共同故意，成立走私共犯；但若未深度介入通关、伪报、单证制作等核心环节，一般认定为从犯。

量刑效果十分显著。本案偷逃税额622万余元，依司法解释属"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对应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因认定为从犯，依法减轻处罚，量刑幅度降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最终判处四年六个月。

需要提醒的是：并非所有包税委托的货主都当然是从犯。 如果货主主导策划、决定伪报方案、参与单证制作、组织整个走私链条，仍可能被认定为主犯。角色判断看的是实质参与程度，不是合同名义。

本案二审对主观故意的论证，比"包税费不足额"这一点更值得注意。

丁某甲曾以"直邮不包税"方式向龚某个人采购洋酒：按龚某提供的境外购物小票申报，每瓶缴税约150元，而该小票记载的价格远低于其实际采购价。二审法院据此认定：龚某在"直邮包税"与"直邮不包税"两种模式下均以低报价格方式走私入境，丁某甲对此均有主观明知；并进一步明确——丁某甲是否知道龚某具体收取的包税费金额，不影响对其主观故意的认定。

这句话的实务分量很重：它意味着"我不知道他收的包税费到底够不够"，并不能成为切断主观故意的抗辩。

本案划出了坦白认定的一条清晰红线。

丁某甲归案初期如实供述，但一审庭审时全面翻供，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依法不构成坦白，不能适用坦白从宽；前期退缴的15万元违法所得，仅作为酌情从轻情节，无法替代坦白的法定从宽效果。

二审出现了转折：法院认定其"二审期间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可依法从轻处罚"，并将其与主动提交存储案涉交易数据的移动硬盘（对查明全案事实起到积极作用）、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一并考量。

这里有一个值得讨论的边界：一审翻供后坦白已经丧失，二审恢复如实供述，究竟是"坦白情节的复活"，还是仅作为酌定的悔罪表现予以从轻？法院表述为"可依法从轻处罚"，并未径直认定为坦白。稳妥的理解是：二审恢复供述至少可以作为重要的酌定从轻情节，但其从宽分量弱于完整成立的坦白。

二审改判的另一半理由，是新发生的悔罪表现与量刑均衡。

其一是财产责任的履行：家属代为退缴剩余违法所得45万元、足额预缴罚金70万元，违法所得与罚金全部缴清。法院认定这属于二审阶段新的悔罪表现，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

其二是与主犯的量刑平衡：二审法院明确写道，考虑与主犯龚某的量刑平衡，原判对丁某甲量刑过重，与其罪责不相适应。这是量刑均衡原则在共同犯罪中的直接适用——从犯的量刑应当与主犯保持合理梯度，过重即应纠正。

同时也应清醒：退缴违法所得、预缴罚金属于酌定从轻情节，不等于必然减刑；真正让刑期从六年六个月落到四年六个月的，是从犯减轻处罚这一法定情节打底，再叠加二审供述、主动提交关键电子数据、财产责任履行与量刑均衡等多重考量。

（2026）粤刑终289号案给出的规则是清楚而克制的：包税走私中的订购人，明知税费不足仍委托进口，成立共犯；未介入通关核心环节的，认定为从犯并依法减轻处罚；但庭审翻供将丧失坦白，二审阶段的悔罪表现只能在此基础之上争取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