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前沿 赋能决策
中茗汇产业研究
2026年10月23日，证监会正式发布批复，核准设立花旗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注册资本12亿元，由花旗环球金融控股有限公司100%出资控股。
这是国内第7家外商独资券商。在此之前，摩根大通证券（中国）、高盛（中国）证券、渣打证券（中国）、法巴证券（中国）、瑞穗证券（中国）和瑞银证券已相继落地。
但对于花旗而言，这张牌照的意义远不止“第7家”这么简单。它是一次“退出”之后的“重返”。
一条近五年的“重返之路”
花旗在中国证券业的故事，可以拆成两段。
第一段：合资，然后退出。
2011年，证监会核准设立东方花旗证券，由东方证券与花旗亚洲共同出资，花旗持股33.33%。2019年12月，花旗将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东方证券，退出合资平台。
第二段：独资，重新申请。
2021年12月，花旗环球金融控股向证监会递交设立独资证券公司的申请材料，同月收到补正通知。2023年12月获受理，2024年2月收到一次书面反馈。2026年5月，证监会主席吴清会见花旗集团董事长兼CEO范洁恩，双方就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交换意见。
从递交材料到获批，将近五年。
这五年里，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节奏在加快。2018年起，证监会先后取消券商、基金、期货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上限。2026年6月陆家嘴论坛和10月金融街论坛，吴清连续两次明确“支持更多外资机构来华投资展业”。
花旗的“重返”，踩在了这扇门越开越大的时间窗口上。
业务范围：四张牌照，含金量在哪？
批复显示，花旗证券的业务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四类。
横向对比7家独资券商，花旗拿到的这张牌照组合有其独特性。瑞穗证券侧重承销与自营，渣打、法巴的展业路径各有侧重。而花旗的承销与保荐资质，直接对接其最核心的竞争优势——跨境投行能力。
花旗方面给出的数据是：今年以来，花旗已协助中国客户在全球资本市场筹集资金逾400亿美元。范洁恩的表态很明确：“花旗证券将提供境内资本市场证券承销与保荐服务，从而进一步增强花旗在华的客户服务能力，与其领先的境外业务相辅相成。”
翻译一下：过去花旗帮中国企业在境外融资，现在它也能在境内做承销保荐了。境外能力+境内牌照，才是这张牌照真正的价值。
经纪和自营牌照则补上了另一个缺口。花旗服务着70%在华运营的财富500强企业、数百家本土大型企业，以及众多快速成长的中型企业。这些客户在中国境内买卖股票、债券、基金的需求，此前花旗只能通过其他渠道间接满足。有了经纪和自营牌照，它可以自己做了。
监管的“附加题”：数据跨境是红线
批复中有一段值得单独拎出来看的要求。
证监会明确：花旗证券应当严格落实《网络安全法》《证券法》等相关规定，加强对证券业务数据及投资者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合规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这条要求并非例行公事。对于一家全球网络覆盖极广的外资券商而言，“把中国客户的数据传回全球总部做分析”是天然的业务冲动。但数据跨境流动在中国受到严格监管，尤其涉及证券业务数据和投资者个人信息时。
监管在“开门”的同时，把“数据留在境内”的底线划得很清楚。这既是对花旗的约束，也是对所有外资券商的信号：欢迎你来展业，但数据合规没有例外。
对行业冲击：不是狼来了，是鲶鱼来了
第7家独资券商落地，市场最关心的问题是：外资券商的加速入场，对本土机构意味着什么？
从规模看，短期冲击有限。12亿注册资本、四类业务牌照，花旗证券的起步体量远不及中信、中金等头部中资券商。它的客户群体也高度聚焦于跨国企业和机构客户，与本土券商以零售和中小企业为主的基本盘重叠度不高。
但差异化竞争恰恰是外资券商的优势所在。跨境承销保荐、全球资产配置、衍生品设计——这些领域花旗有百年积累，中资券商仍在追赶。业内人士的判断是：更多外资机构来华展业，将倒逼国内本土机构加快补强财富管理、衍生品、跨境投行等方面的能力。
竞争的重心，不在“抢存量”，而在“补短板”。
信号：开放从“准入”走向“业务深化”
花旗证券获批，嵌入在一个更大的政策脉络中。
10月19日金融街论坛上，吴清的表态已经从“允许进来”升级为“用好母公司的专业能力和集团优势，参与创新业务”。这意味着，监管对外资券商的期待，不只是“多一家市场主体”，而是希望它们把真正的看家本领带进来——跨境产品设计、全球风险管理、国际化的投研体系。
对于花旗而言，拿到牌照只是第一步。批复要求它在6个月内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15日内申领经营许可证，在此之前不得开展业务。范洁恩的表态是“接下来将完成所有法定及监管程序”。
从2019年退出合资，到2026年独资重返，花旗用了七年。而这七年，恰好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从“试点”走向“常态化”的七年。
花旗证券的获批，不是一个孤立的牌照事件。它是一面镜子：映出的是中国金融业开门的节奏，和外资机构重新计算中国机会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