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速递152 | 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创新：“象征性激进”还是“实质性保守”？

基于2008-2024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样本，文章从声誉效应与禀赋效应双重视角出发，将绿色创新区分为绿色管理创新与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探讨家族命名这一高度可见且难以逆转的家族身份标识对企业不同类型绿色创新决策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家族命名显著促进低风险、高可见的绿色管理创新，却显著抑制高投入、高不确定性的绿色技术创新；分析师关注强化了家族命名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但对其与绿色管理创新的关系无显著作用；二代涉入削弱了家族命名对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增强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研究揭示了家族命名企业在绿色创新决策中“声誉激励”与“风险规避”并存的双重逻辑，呈现“象征性激进—实质性保守”的特征，为理解家族企业绿色转型路径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在“双碳”目标和绿色转型政策持续推动下，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我国民营企业占经营主体90%以上且以家族企业为主体，既是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是节能减排的重要贡献者，但实践中同时存在绿色投入与技术转化不足、“高象征性投入”与“差异化实际投入”并存的问题。由此引出本文核心问题：在兼具声誉价值与风险属性的绿色创新决策中，民营企业的家族性究竟如何塑造其绿色战略选择？文章以家族命名，即企业名称中嵌入创始人或实际控制人家族姓名这一家族身份最直接、最持久的外显载体作为切入口。

现有文献沿两条脉络展开。一是家族企业与绿色创新研究，早期多比较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认为家族企业凭借长期导向、声誉维护和对非经济目标的重视，整体绿色表现更优；近期转向家族企业内部异质性，关注二代涉入、家族涉入程度、治理结构等，但多聚焦相对隐性的“家族涉入程度”，仍把企业视为相对“匿名”的市场主体，忽视身份如何通过高度可见的符号被持续暴露并约束战略行为。二是家族命名与企业战略行为研究，可归纳为两种对立视角：声誉效应强调命名将企业声誉与家族声誉深度绑定，带来更高财报质量、更少违规和更好的社会责任表现；禀赋效应则强调命名强化心理所有权与损失厌恶，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更低、回避高不确定性投资。绿色创新兼具声誉回报与高风险属性，且绿色管理创新与绿色技术创新在风险、可见性和回报周期上差异明显，为分离上述两种逻辑提供了理想情境。

1. 研究假设

绿色管理创新是通过管理制度与组织流程绿色化，将环保理念制度化、流程化的管理性创新，具有资源投入小、失败成本低、外部可见性高、声誉回报明确的特征，与家族命名企业保护并提升声誉的诉求高度适配：一方面其形式化、文件化、可披露的特征能够向外界传递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信号，放大声誉收益；另一方面其低风险属性契合家族命名企业偏好稳定盈利、规避风险的决策倾向。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1：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管理创新正相关。

绿色技术创新是以技术进步获取竞争优势和环境绩效的“高质量”创新，需要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失败概率高、现金流不确定的特征。从禀赋视角看，家族命名会提高所有者心理所有权、加剧风险规避，使决策者更加关注可感知的失败损失而非兑现周期长、高度不确定的声誉收益；技术路径不成熟引发的短期绩效波动，也会因家族与企业的紧密绑定而被放大解读。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2：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负相关。

在家族命名情境下，证券分析师关注的核心作用是通过放大声誉信息的可见性与潜在损失的可感知性，强化家族对不同绿色创新策略的差异化权衡。在分析师关注度高时，企业象征性、易识别的积极行为更易获得正向评价，从而放大声誉增益。但是短期绩效压力和试错成本也同步上升，使企业更规避高投入、高不确定性的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来看，在分析师关注度高时，家族命名企业的绿色管理创新因有更强的可见性，可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声誉收益，家族命名企业将更有动力积极进行绿色管理创新以谋取声誉收益。与此同时，分析师关注也会放大家族命名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规避倾向，从而强化家族命名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据此提出竞争性假设。

竞争性假设3a：分析师关注强化家族命名与绿色管理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

竞争性假设3b：分析师关注强化家族命名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

二代涉入标志着由“创始人主导”转向“代际共治”，这种转变将显著影响家族命名所蕴含的声誉激励与禀赋约束机制，从而调节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二代对企业的心理所有权更多来自制度性继承而非长期情感投入，对命名所承载的声誉收益敏感度下降；另一方面，二代涉入往往伴随着家族对长期传承目标的强化，为保障代际交接稳定、建立自身合法性，二代更偏好短期可控、绩效波动小的路径，进一步放大禀赋效应。在二代涉入情境下，由于家族命名所引发的声誉效应被削弱，企业通过绿色管理创新来“展示家族形象”的边际收益随之下降，因而家族命名对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将不如创始人主导时期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创新中风险高、投入周期长的不确定性行为，其失败成本和短期绩效波动在二代涉入情境下更易被放大解读。由此，二代涉入将进一步强化家族命名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规避倾向，使家族命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凸显。据此提出竞争性假设。

竞争性假设4a：二代涉入削弱家族命名与绿色管理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

竞争性假设4b：二代涉入增强家族命名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

2. 样本与数据

文章借鉴既有家族企业界定并结合国泰安“家族企业子数据库”，将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上市公司界定为家族企业：一是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民营上市企业；二是最终控制人所在家族至少另有一名成员持股或担任董事、高管等重要职位。

样本选取2008-2024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其中绿色技术创新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绿色管理创新、分析师关注、二代涉入及控制变量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样本依次剔除ST、SST、*ST类上市公司、金融类公司、数据缺失样本，对连续变量进行1%缩尾，并剔除观测期内证券简称发生变更的公司，最终得到1237家企业、8943个观测值，其中家族命名样本1210个、非家族命名样本7733个。

3.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2个）：绿色管理创新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管理创新（Gmi）选取是否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否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及环保管理制度体系建设、环保教育与培训、环保专项行动披露情况五项指标，各计1分加总，满分5分；绿色技术创新（Gti）以绿色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之和加1后取对数衡量。

（2）核心解释变量：家族命名（Name）为虚拟变量，将企业字号（即企业名称）与实际控制人、创始人家族姓名比对，包含相关信息取1，否则取0。

（3）调节变量：分析师关注（Ana）以跟踪分析师人数加1取对数衡量，二代涉入（Succ）以是否有二代及以后代际成员参与管理取1衡量，具体做法如下：若企业中第一代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未有二代成员参与企业管理则赋值为0、若企业内存在二代及其之后的代际成员参与管理则赋值为1。

（4）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成长性、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由家族成员担任、两职合一、家族所有权、家族控制权、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并同时控制年份与行业固定效应。

4. 计量方法

文章以多元线性回归为基准，采用稳健标准误，先估计家族命名对两类绿色创新的主效应，再依次引入分析师关注、二代涉入及其与家族命名的交互项检验调节效应，基准模型可概括为：Gmi（Gti）＝α＋β・Name＋γ・Controls＋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ε。随后通过替换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Heckman两阶段等多种方法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并处理内生性。

1. 基准回归结果

描述性统计的组间差异已初步显示方向：家族命名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值1.512，显著高于非命名企业的1.376（T＝3.170）；其绿色技术创新均值0.220，显著低于非命名企业的0.341（T＝-5.810）。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家族命名对绿色管理创新的系数为0.147，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设1得到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系数为-0.107，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假设2得到支持。这表明家族命名并非整体性地促进或抑制绿色创新，而是对不同类型绿色创新产生方向相反的差异化影响。

2.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文章从多个维度开展稳健性检验：一是将家族命名按与家族姓名相关程度重构为“直接相关＝2、间接相关＝1、不相关＝0”的定序变量，结果依然稳健；二是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以因变量滞后一期、仅保留制造业子样本等检验，结果依然稳健。

针对家族命名样本仅占约13.5%可能导致的选择偏差，本文采用PS（调节效应）M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本文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和前文回归结果在系数方向上完全一致，只是家族命名对绿色管理创新的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可能是匹配后的样本量下降所导致。

工具变量检验选取公司注册省份“重男轻女文化氛围”和“地区—行业家族命名年度中位数”作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F统计量为239.19，远高于弱工具变量临界值，第二阶段家族命名对绿色管理创新、绿色技术创新的系数分别为0.194和-0.130，均在1%水平显著。

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逆米尔斯比率、修正命名自选择后，结果与前文的假设基本保持一致。

3.机制检验（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两个调节变量识别家族命名发挥作用的内外部情境条件。

机制一为外部分析师关注：分析师关注与家族命名的交互项对绿色管理创新系数为0.003且不显著，假设3a未获支持，作者解释为绿色管理创新本身可见性已较强、且制度性象征性治理并非分析师关注重点，分析师跟踪难以带来增量声誉；该交互项对绿色技术创新系数为-0.052并在1%水平显著，假设3b成立，说明分析师带来的短期业绩压力放大了命名企业对高风险研发的规避。

机制二为内部二代涉入：其与家族命名的交互项对绿色管理创新系数为-0.213、在5%水平显著，假设4a成立，即一代主导时命名的声誉激励更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系数为-0.150、在1%水平显著，假设 4b 成立，即二代进入后命名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抑制进一步增强。

本文基于2008-2024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数据，考察家族命名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选择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家族命名对绿色创新不存在单一方向的整体影响，而是显著促进绿色管理创新、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第二，其背后是声誉激励与禀赋约束并行的双重机制，使企业呈现“象征性激进、实质性保守”的绿色转型特征；第三，外部分析师关注会强化命名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风险规避，内部二代涉入则同时弱化管理创新激励、强化技术创新抑制，作用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性。

本研究具有一定实践启示。第一，对家族企业而言，应警惕过度依赖制度建设、认证获取、管理规范等“象征性绿色”路径而忽视核心绿色技术能力积累，可将绿色管理创新作为转型先手，同时为绿色技术研发设立相对独立的决策与评估机制，通过阶段性投资、试点项目、技术孵化提升对高风险项目的容忍度。第二，对政府部门和市场机构而言，仅靠声誉激励和信息披露难以引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投入，应通过定向补贴、税收优惠、技术风险共担提高企业参与意愿，并改进分析师评价体系，引导市场理性看待绿色技术创新的阶段性波动。第三，对家族治理与代际传承而言，传承关键期企业风险规避更强，可通过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技术专家，设立专业化研发委员会、明确代际分工，降低绿色技术决策对家族风险偏好的依赖，保持代际更替中绿色技术创新的连续性。总体来看，本文从家族身份显性化、创新类型差异与情境依赖三个层面深化了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复杂性的理解，也为引导家族企业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文字：刘镕

编辑：匡雨彤

审核：孙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