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至30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在亚美尼亚埃里温举行。作为《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通过后的首次全球集体进展审查，本届大会主题为“为自然采取行动”，将重点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落实情况，推动各方加快行动、加强资源动员与资金支持。
在此背景下，生物多样性金融正迎来从国际共识向具体实践加速转化的重要阶段。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试用稿）》以来，多地相继启动试点，各类创新型金融产品在多元场景中加速落地。在此进程中，商业银行能否将自然相关风险系统纳入风险管理与定价框架，并实现生态价值向可计量、可定价、可管理的资产收益转化，正成为深化生物多样性金融实践的重要议题。
图：COP17开幕式现场 （来源：新华社）
近年来，生物多样性金融正由理念倡导逐步迈向规则构建和实践落地。2022年，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框架》），推动生物多样性逐渐从传统的生态环境议题，深度融入全球金融监管、资本市场以及企业治理体系，成为可持续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新支柱。针对长期存在的资金缺口，《框架》目标19提出，到2030年每年至少从国内、国际、公共和私人等各类渠道动员2000亿美元生物多样性资金，并鼓励通过撬动私人资本、发展混合融资、影响力基金、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绿色债券和生物多样性信用等方式拓宽资金来源。
与此同时，自然相关信息披露与风险管理体系持续完善。2023年，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发布最终建议，形成以治理、战略、风险与影响管理、指标与目标为核心的披露框架，并提出LEAP方法，即定位与自然的接触界面、评估对自然的依赖和影响、评价相关风险与机遇，以及为应对和披露做好准备，为企业和金融机构识别和分析自然相关问题提供方法指引。2024年，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发布自然相关金融风险概念框架最终版，为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分析自然退化向经济与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提供参考。2025年11月，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启动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的准则制定工作，将参考TNFD的披露建议、指标体系及相关指引，并计划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期间正式发布自然相关披露实务公告的征求意见稿。此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与相关机构共同开发ENCORE工具，帮助金融机构评估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其所资助行业的影响。
当前，COP17正在亚美尼亚埃里温举行。上海金司南金融研究院院长张俊杰表示，COP17是昆蒙框架通过后的第一次全球大考，是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从制定目标走向落实目标的重要节点。从绿色金融视角看，本次会议的一个核心议题是拓宽生物多样性融资。昆蒙框架设定了三个重要的2030年融资目标，COP17需要形成长期机制来动员全球资金、鼓励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以及减少有害激励措施。另一个核心议题是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评估、监测和披露其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依赖和影响，从而推动经济活动降低对自然的负面影响。
商业银行生物多样性金融的
多场景拓展与多工具协同
国内生物多样性金融政策与标准建设也在加快推进。202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单独设置“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类别，并将目录统一适用于包括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在内的各类绿色金融产品。同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试用稿）》，涵盖生物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及高敏感性行业的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活动四大领域、87项经济活动，并在全国多个省区市开展试用，为金融机构识别生物多样性友好型项目、创新金融产品和防范“漂绿”风险提供标准支撑。
国内生物多样性金融实践不断丰富应用场景。其中，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应用较广，通过将利率与生物多样性绩效目标挂钩，引导融资主体改善生态绩效，相关实践已在福建、山西、新疆等地落地。例如，福建安溪农商银行落地首笔“茶园生物多样性”评分挂钩贷款500万元，执行利率下调52BP，支持某茶叶企业高标准生态茶园建设；交通银行昌吉分行发放新疆首笔长眉驼挂钩贷款450万元，以长眉驼存栏量为指标，实现年度保种繁育目标。
2026年1月，由GF60可持续投融资中心提供技术支持的中国首笔采纳TNFD方法学生物多样性贷款顺利落地。该笔业务由兴业银行为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2亿元专项贷款，专项助力企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林业经营。项目首度采纳TNFD框架建议，在整体贷款机制中创新性融入LEAP工具，系统识别、评估企业融资项目对当地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依赖与影响，并同步嵌入产品碳足迹核算机制。贷款用途同时符合人行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确保贷款资金全部投入可持续林业经营与发展领域，聚焦减少森林退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
此外，银行机构运用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VEP（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通过质押担保或指标挂钩设计。例如，威海银行天津分行成功发放首笔“蓝色+生物多样性金融”GEP质押贷款，将贷款利率优惠幅度与企业盐场范围内生态单元的固碳量挂钩，引导企业聚焦主业发展和强化盐场生态保护双管齐下。兴业银行在三明永安落地福建省首笔“水保VEP质押+生物多样性”认证贷款，将经核算的生态产品价值作为质押标的，为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助力当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旅产业良性发展。
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金融正与EOD（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加快融合，通过将生态环境治理与关联产业开发统筹推进，增强项目整体收益和融资能力。湖北推动30个EOD试点项目落地，获得金融机构授信247亿元（至2025年12月）；广西钦州通过EOD模式融资3.53亿元，支持蓝色海湾整治；湖州银行探索构建“GEP+EOD”融资体系，并创新推出“湿地碳汇共富贷”，支持湿地生态保护、固碳增汇和水质改善。
总体来看，我国生物多样性金融产品创新正向多工具、多场景协同拓展，呈现出绩效指标精细化、增信方式多元化和应用场景不断扩大的趋势。
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生物多样性金融
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金融处于加速实践阶段。上海金司南金融研究院院长张俊杰指出，商业银行在业务落地过程中，仍面临专业能力、计量定价、价值转化、风险管控等多重现实瓶颈。
一是对项目全周期的管理不足。生物多样性项目专业性强，银行需要在贷前、贷中和贷后持续开展资金用途核查、生态绩效监测与成效评估，对专业能力、数据基础和全流程管理提出了较高要求。
二是生态绩效计量和风险定价难度较大。生物多样性缺乏相对统一的核心指标，评价结果受物种、生态系统和地域差异影响，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比性和可验证性仍有不足。
三是生态效益向经营收益转化存在困难。部分生态项目公益属性较强、投资回收周期较长，产生的环境和社会效益难以形成稳定现金流，资金来源、付费主体和收益保障机制尚不清晰。
四是自然相关风险尚未充分融入银行核心决策。当前相关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自然风险评估与业务流程的衔接仍需进一步加强。
针对上述行业痛点，结合生物多样性金融发展实际，张俊杰提出四项针对性应对举措，助力商业银行完善业务体系、破解发展瓶颈。
第一，建立覆盖贷前、贷中、贷后的全流程管理机制。贷前应加强生物多样性敏感区域识别、项目合规审查和生态目标评估；贷中应持续监测资金用途、项目进展及关键生态指标；贷后应开展生态成效评估和信息披露，提升管理效率，合理控制实施成本。
第二，完善自然资本核算体系。结合不同地区、行业和生态系统特征，探索建立兼顾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并运用遥感监测、地理空间数据、生物监测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生态绩效评价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
第三，健全生态价值实现和收益保障机制。围绕生态保护补偿、生态产品经营收益、碳汇及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等潜在收益，进一步明确“由谁付费、为何付费、支付多久以及如何保障支付”等关键问题。
第四，推动自然相关风险融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自然风险管理应进一步融入商业银行授信审批、行业限额管理、压力测试等核心流程，而不应仅停留在ESG信息披露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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