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晨话】比高集团1港元出售内地影院业务，周星驰退出线下院线

1. 10月6日，比高集团公告以1港元出售比高电影院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该公司截至2026年8月31日净负债约860万港元。交易完成后，比高集团不再从事任何影院业务。

2. 比高集团在内地的最后一家影院——杭州比高电影院大河店，已于9月25日因租约到期停业。这家影院2011年开业，运营15年，曾打出“让电影回归大众”的口号。

3. 从财务角度看，这是一笔典型的“负资产剥离”。860万港元净负债从合并报表中移出，同时确认约540万港元账面收益，但这笔收益并非现金流入。

4. 比高集团的重心已转向新媒体业务。2026财年新媒体开发收益从667万港元飙升至4168万港元，而影院业务收入仅225万港元且是唯一负增长板块。周星驰的“全产业链”实验，最终以“卖影院、做内容”收场。

01｜1港元不是“贱卖”，是“卸包袱”

看到“1港元出售”，第一反应容易是“周星驰贱卖资产”。但读懂这笔交易，需要先看资产负债表。

被出售的比高电影院投资有限公司，截至2026年8月31日的未经审核负债净额（不包括公司间贷款）约860万港元。买家支付1港元，承接的是这家公司的全部资产和债务。对卖方比高集团而言，这笔交易的结果是：860万港元的净负债从合并报表中消失，同时确认约540万港元的账面收益。

540万港元是“算出来的”，不是“收进来的”。它来自“净负债减代价”的会计处理，没有一分钱现金流入比高集团的账户。真正发生的现金变动，只有1港元。

比高集团在公告中的表述很直白：出售事项将加强现金流，改善流动资金，将资源重新分配至其他现有机会。翻译过来就是：这项业务不赚钱了，留着它是负担，剥离它至少能让报表干净一点。

02｜15年前那张蓝图，和15年后的收场

2010年，周星驰借壳帝通国际，将公司更名为比高集团。当时的设想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拍电影、做动画、开影院、搞衍生品。影院是这条链的终端出口，也是周星驰IP从银幕走向线下消费的物理载体。

比高影城一度在上海、杭州等城市落地。杭州大河店2011年开业，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10个观影厅、约1200个座位，黄晓明、沈腾、陆毅、李晨等明星都曾到访路演。开业时打出的口号是“让电影回归大众”，票价走亲民路线。

但15年后，这条链的终端率先断裂。上海门店2023年5月关闭，杭州门店因维修长期停业，最终在2026年9月因租约到期彻底关停。影院业务的财务数据也持续恶化：2026财年收益仅225.1万港元，同比下滑18%，经营亏损120万港元，是集团三大业务板块中唯一收入负增长的板块。

影院是重资产生意。租金、设备维护、人员薪酬是刚性支出，不随客流波动。当单银幕产出持续走低、中小影院普遍承压时，一家体量有限的影院很难靠“周星驰”三个字撑住盈亏平衡。

03｜卖掉影院之后，比高靠什么活着

剥离影院业务的同时，比高集团的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026财年，公司总营收从上一年的1211万港元增至4738万港元，增幅291%。驱动增长的不是影院，也不是电影制作，而是新媒体开发业务：收益从667万港元飙升至4168万港元。

比高集团在2026财年推出了“星蜂”及“煋娱”新媒体业务，贡献收益约3780万港元。与此同时，公司在AI+IP赛道上也有动作：2025年战略投资杭州极逸人工智能，2026年6月与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达成“AI+IP”合作，股价一度因此上涨。

从“拍电影、开影院”到“做新媒体、搞AI+IP”，比高集团的转型路径是清晰的：从重资产、长周期的实体业务，转向轻资产、快迭代的内容与流量生意。影院业务在这个新框架里，既不是核心能力，也不是增长引擎，剥离是逻辑上的必然。

04｜对从业者的三点判断

第一，“1港元出售”在港股市场是标准的负资产处置工具，不是“跳楼价”。当一家子公司的净资产为负、持续经营亏损、且与集团战略方向不再匹配时，以象征性对价转让给愿意承接债务的买方，是止损的常规操作。理解这类交易的关键不在“卖了多少钱”，而在“甩掉了多少负债、释放了多少管理注意力”。

第二，重资产影院的退潮，不是周星驰一个人的困境。比高影院关停的背景是国内影院行业的结构性调整：供给过剩、单银幕产出走低、租金成本刚性。对于关注商业地产和线下零售的从业者，影院业态的收缩是一个值得持续观察的信号——它反映的是“线下体验消费”在流媒体和短视频冲击下的真实弹性。

第三，创始人IP与上市公司业务之间的边界，需要被认真对待。比高集团的名字、影院的宣传物料、开业时的明星站台，都高度绑定周星驰的个人IP。但IP可以吸引第一波客流，留不住持续复购的观众。当一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被默认为“创始人的名气”时，它的业务模型往往是脆弱的。周星驰个人作品的票房成功，和比高集团影院业务的失败，可以同时发生，这本身就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