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千
多年来，北京凭借优爱腾及各大影视公司的集聚效应，稳居国内文娱叙事中心。然而，随着短剧兴起、AI内容注入、演出经济繁荣以及数字文创在各地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城市正构建独特的文娱生态。
在此背景下，“谁是文娱第二城”成为行业关注焦点。
北京以26215.1亿元的文化产业营收位居榜首。自2014年确立“全国文化中心”定位以来，北京在项目开发至发行的全链条上积累了深厚底蕴，其“文娱第一城”地位稳固。
至于第二名，竞争格局则更为复杂。2023年，深圳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突破万亿元，位列京沪之后；至2025年，深圳已跃升至全国第二。同年，深圳文化新业态营收同比增长22.7%，显著高于整体增速，成为驱动当地文化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
与此同时，苏州、杭州、成都等城市也展现出各自的产业优势。单纯以营收界定“文娱第二城”尚存争议。随着新制作工具和内容平台的涌现，城市间的竞争维度正在重构，未来的排位将取决于各城市当前争夺的核心要素及其优势的可持续性。
文娱第二城为何难选？多维标准下的考量困境
“文娱第二城”难以定论，首要原因在于评判标准的不统一：是看重当期营收，还是历史积淀的影响力？不同标准导向不同结果。
若以收入为尺，公司总部所在地营收未必能完全代表城市文娱实力。跨地域协作常态下，一家注册在杭州的公司，其团队可能源自北京，收益来自全国用户。各地文化产业数据统计口径的差异，使得直接对比容易失真。例如国庆档影片《神探之痕迹》，由上海新丽影视、北京壹同传奇及苏州企业联合出品，多地媒体均将其列为本地成绩，但各方实际参与度需具体甄别。
若以历史影响力衡量，横店是典型代表。其成熟的拍摄体系和行业知名度源于长期积累，但这种软实力难以直接转化为可量化的横向比较数据。
此外，头部平台所在地也是关键变量。拥有大型平台的城市，即便本土拍摄产量不高，也能通过采购、投资和分账机制深刻影响全国内容生态。长沙便是凭借湖南广电的内容制作能力与芒果TV的全国播出渠道，确立了超越本地覆盖范围的文娱影响力。
最后，文娱行业边界扩张，细分领域各具特色。网文、游戏、动漫等领域崛起，不同城市在电影、综艺、游戏等赛道各有所长，单一维度的排名已难以全面反映城市文娱综合实力。
当下文娱城市都在竞争什么？四大核心维度
争夺IP所有权
作品走红后的续作开发及周边衍生收益，取决于版权持有方。只有本地企业掌握IP所有权，才能持续从后续开发中获益。杭州南派泛娱围绕《盗墓笔记》《老九门》《沙海》等IP，持续参与影视改编及衍生开发，即便制作环节分散各地，仍凭借版权优势锁定长期收益。
争夺产业链控制力
拥有IP后，本地企业能否牵头完成全流程制作，决定了能否带动编剧、拍摄、后期等环节留在当地。成都可可豆动画作为《哪吒之魔童闹海》核心创作方，统筹138家国内动画公司参与制作，从而掌握了项目主导权，强化了成都在该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
争夺资本循环能力
稳定的资金流是内容持续生产的关键。北京之所以长期占据核心地位，得益于其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除自有收益再投入外，企业可通过银行贷款、股权融资等多渠道筹资。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数据显示，北京银行累计为1500余家影视企业提供超400亿元资金支持，助力《长津湖》《流浪地球2》等大片诞生。
争夺城市标签与人才吸引力
鲜明的城市文娱标签能吸引创作者与企业集聚，进而转化为项目合作机会。西宁通过FIRST青年电影展建立起与青年电影的强关联，2026年启动的FIRST电影产业示范区，正试图将影展资源延伸至日常影视业务孵化，实现从活动到产业的转化。
城市之间看不见的差距：科技融合与出海能力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将数字动漫、微短剧等列为新型文化业态。未来，城市文娱竞争力的评估需纳入内容与技术的协同效应。
杭州、深圳和成都已基于自身基础出台针对性政策。杭州通过之江文化产业带行动计划，鼓励AI应用于创作发行及自建海外传播平台；深圳聚焦制作工具研发，资助AI影视动漫软件及数字技术应用项目；成都建设数字文创公共技术平台，为中小团队提供算力及项目对接服务，降低创作门槛。
实践层面，腾讯在文博会上展示混元大模型辅助数字文化创作的应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已出现利用AI制作短剧的团队。各城市正探索差异化的技术赋能路径。
仅靠影视基地和补贴已难以为继，横店通过改造场景承接微短剧、发展虚拟拍摄技术以求新增长点，印证了传统优势需不断迭代。骨朵传媒指出，“出海能力”将成为下一轮城市排名的关键指标。成熟的海外发行团队不仅能突破本地市场限制，还能通过积累海外用户偏好数据，反哺内容创作，形成产业集群的长期竞争优势。
综上，“文娱第二城”之位并非固定不变。未来胜出的城市，将是那些能留住创作者、确保持续产出并具备全球市场拓展能力的区域。排名本身只是表象，核心在于构建可持续的文娱商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