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人热衷于放生。实际上，放生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那么，中国人的放生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总感觉放生观念来自于佛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走进佛寺，我们总会看到一方放生池。
其实，在佛教传入之前的先秦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放生观念。
在西周时期，以陶俑代替活人陪葬，就是对人牺的制度性放生。这是陪葬制度改革的一大步，也是放生观念发源的一大步。
把人当人看，进而也要把动物当生命来看。
《孔子家语》载：“仁厚及于鸟兽昆虫”。
《列子·说符篇》载：“正旦放生，示有恩也。”
《晏子春秋》有这样一个记载。
一次，齐景公掏鸟窝（汗~~这齐景公还真是童心未泯啊~~），看到鸟窝里的幼鸟如此柔弱萌萌哒，立刻爱心爆发，就把它放回窝里了。晏子听说后就狠狠滴夸了国君一番，就差发朵小红花啦~~
晏子说：“吾君仁爱， 曾禽兽之加焉， 而况于人乎！此圣王之道也。”我们的国君是个大好人呐，连小动物都爱护，更何况是老百姓呢？这才是做好领导的范儿啊。晏子是在借放生来讲治国。
《孟子》也记载了一个放生的故事。
一天，齐宣王坐在大殿上，看见有人牵牛经过，就好奇地问，你这是要干什么啊？那人回答说，我们要拿牛来“衅钟”。衅钟就是把牛杀掉，用牛血涂抹在钟上来作祭祀。
齐宣王的爱心也立刻爆发啦~~这怎么行呢，牛又没做错什么事，怎么能让人家白白死掉呢？
那人就为难了，那咱这钟还祭不祭啦？ 齐宣王想了想说，钟不能不祭，那就用羊来代替吧。
额~~这就是中国版的“替罪羊”典故的来历。于是，牛兄满血复活了，可怜的喜羊羊就倒霉了。
在先秦时期，放生的观念是和仁政理念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的，“上天有好生之德”的观念也从此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佛教传入之后，进一步将放生观念从庙堂推向民间。
《金光明经》记载的放生故事对汉地有深远的影响。
当时世尊名叫流水长者子，有天他经过一个池沼，时逢天旱，有人为了捕鱼，把上游水源堵塞。他向国王请求派二十只大象，用皮囊盛水运到池中，救活了这些鱼群。
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信佛皇帝梁武帝命令大臣每天去屠宰场，买下即将被杀的生物，然后放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王公贵族以及老百姓受梁武帝的影响，也积极参与放生活动。
陈宣帝时，高僧智顗见天台山一带的渔民，或采用断流捕鱼的方法，或设置渔具尽拦退潮的鱼虾，于是大发善心，募资购买了当地始丰溪一带的海湾作为放生池，这是中国出现的最早的放生池。
这一做法受到后世纷纷仿效。唐肃宗下诏设立放生池八十一所。宋真宗将以西湖设为放生池。“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成立“放生会”，整理修订放生仪轨，对佛教放生进行制度性的建构。
时至今日，放生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尤其得到了年轻人和富有阶层的青睐。
然而，盲目的随意放生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这样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
2014年11月14日，5人驾车至广州从化鳌头一农村放生千只老鼠。愤怒的村民抓住了其中2人，将其扭送至派出所。2人坚称自己在做善事，放生是为求赎罪。2人被警方拘留。
2015年4月，深圳一名女子和一名8岁男童被水中不明生物咬伤，女子左脚缝四针，男童双腿缝了近百针。伤者透露，事发前10多名男女与僧人在同一海滩放生了蛇形生物，疑似性情凶猛的海鳗。
2015年4月12日，一女子在长沙市开福寺外购得一只25.3斤重的乌龟后放生湘江。野生动物保护专家表示，该乌龟是鳄龟，属外来物种，放生野外会损害当地的物种多样性。
2016年5月30日，三辆长安面包车开进都江堰市玉堂镇水泉村，数百条被放生的蛇钻进了民房附近的丛林中，其中包括虎斑颈槽蛇、红点锦蛇等毒蛇。几个小时后，成群的小蛇出现在乡村马路上。为保安全，村民们对这批蛇进行了捕杀。
2016年7月2日，我国通过了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对放生等行为进行了规范。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邓世运律师提示：
对于引进的野生动物，国家禁止擅自放生。擅自放生于野外的，行为人将可能面临被责令限期捕回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罚款，对随意放生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本地的野生动物，放生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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