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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AI生成”的内容,为什么更难获得点赞?——社交媒体AI披露与消费者参与

标有“AI生成”的内容,为什么更难获得点赞?——社交媒体AI披露与消费者参与 栀子花营销沙龙
202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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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几分钟 尽知营销事
本周好文
科普探索世界,营销连接心灵

 引言
社交媒体已是内容创作者、平台和品牌争夺用户的核心场域,用户每天投入大量时间在社交媒体平台。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生成式AI正在改变内容生产:写文案、做图、剪视频、加滤镜、生成配音,甚至整条内容都由AI完成。于是,TikTok、YouTube、Meta等平台陆续推出AI生成内容(AIGC)披露政策,提醒消费者“这条内容由AI生成或经AI显著编辑”。
披露的初衷是透明:让消费者知道内容如何制作。但关键问题是:当内容被贴上“AI生成”标签,消费者还愿意点赞、评论、分享吗?创作者的看法相互矛盾:有人靠AI获得流量,也有人担心AI让观众疏远和厌恶。现有研究也给出两种可能:一方面,社交媒体是沉浸式、快节奏的享乐体验,消费者可能根本注意不到披露标签;另一方面,算法厌恶和“人工内容警惕”可能让消费者回避AIGC。
这篇论文利用TikTok首次实施AIGC披露政策的真实场景,结合超过100万条帖子的大规模数据和6项正式实验,给出一个清晰而微妙的答案:AIGC披露确实降低互动,但并不是因为质量差、AI厌恶等,而是准社会关系下降。也就是说,标签被消费者当作“努力信号”:AI披露让人感觉创作者投入更少,进而觉得与创作者的关系更远,最终不愿互动。

1

理论背景与实证分析



理论解释

(一)社交媒体

全球消费者平均每天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超过2小时。平台提供互动式、视觉刺激强、算法推荐的内容,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最大化参与。内容创作已成为全球性产业,估值约2500亿美元,拥有数千万创作者。创作者主要用参与指标衡量成功,其中点赞是最常见的参与形式,还包括评论、分享等。参与指标不仅影响创作者能否变现——例如TikTok要求创作者达到特定参与门槛才能加入创作者奖励计划,也影响平台对帖子的推广以及品牌营销选择。因此,理解影响用户参与的因素,对创作者、平台和品牌等多方利益相关者都很重要。

(二)社交媒体上的AI

生成式AI正在重新定义媒体创作和消费。AI为创作者提供了内容生成、提供创意的强力工具。AI生成的高质量内容往往与人类生成内容难以区分。这引发政策制定者和平台设计者的关注:当AI在内容创作或编辑中发挥重要作用时,是否以及如何告知消费者。许多主流社媒平台,包括TikTok、YouTube和Meta,已宣布对由AI创建或显著编辑的内容实施AIGC披露要求。AIGC披露(AIGC Disclosure)是一种面向观众的标签,表明AI被用于有意义地生成或修改视频/音频/图像内容,并通过创作者手动设置或平台自动应用。各个平台在何种条件需要披露、主要由谁负责披露、以及披露应用的准确程度上存在差异。事实上,Instagram的错误标签曾让一些用户觉得“AI标签完全是随机的”。实施差异还可能导致同一内容在某些时候或某些平台上有披露,另一些时候或平台没有。因此,AIGC披露的效应应当与“使用AI进行内容创作”本身的效应区分开来。尽管AIGC披露在社交媒体上可能很重要,但此前似乎没有研究大规模考察AIGC披露的行为影响。

(三)AIGC披露与社交媒体参与

通过社交媒体上的一次或多次互动,消费者会与创作者形成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Connection):一种单向的情感纽带,例如消费者会觉得“这个创作者像我的朋友”、“TA会在意我的回应”、“我想见到TA”。已有研究显示,准社会关系越强,消费者的参与度越高。
为解释AIGC披露为何会影响准社会关系,作者通过过往研究发现,个体倾向于喜欢那些自己认为会回馈自己好感的对象。具体而言,当人们认为对方在关系中投入更多努力时,这段关系会更让人满意。作者认为,社交媒体消费者在形成准社会关系时,也会使用类似启发式思想:把内容创作背后的感知努力,作为创作者有多在乎自己的信号。
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AIGC披露可能正好传递了相反信号:消费者认为AI生成意味着创作者更少的努力。因此,论文提出核心机制:AIGC披露降低消费者对创作者努力的感知,进而降低准社会关系,最终降低消费者参与。
实证研究

研究1:TikTok大规模真实数据

目的:检验TikTok实施AIGC披露政策后,带标签帖子是否获得更少互动。

数据:作者通过TikTok Research API和Apify收集2023年6月至2024年4月约9,837名美国成年创作者的2,220,404条帖子;剔除极端发帖用户后,最终样本1,135,817条帖子、8,650名创作者。TikTok于2023年9月推出AIGC披露政策,平台内AI效果自动加标签,外部AI工具由创作者自行披露。

方法:采用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因变量为点赞数或整体互动(点赞+评论+分享),核心自变量为是否有AIGC披露。关键控制包括浏览量的对数、内容特征(是否有描述、图片/视频、标签数、是否广告)、传播特征(发布时间、评论是否开放、是否可搜索、是否允许二创),并加入创作者固定效应和年月固定效应。作者重点控制了浏览量,因为消费者看不到内容就无法互动,而TikTok算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曝光。

结果:描述性统计显示,带有AIGC披露的帖子平均点赞、整体参与度均低于无披露的帖子;披露帖子浏览量也更低。

回归控制浏览量后,AIGC披露仍显著负向预测点赞和整体参与度。

此外,作者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按粉丝数分为非网红、纳米网红和微型及以上网红,按政策前浏览量分五组,负向关系仍在多数群体中存在,说明披露政策会影响所有创作者。按图片和视频分类的分别估计仍显示负向显著;比较“至少发布过一条AIGC披露帖子”的创作者与未发者,两者呈现负向显著,且前者政策后点赞更少。

研究2A—2C:排除替代解释,寻找中介机制

研究2A:TikTok视频内容分析

目的:排除“AIGC帖子本身客观质量不同”的解释。

数据:从研究1中抽取200对视频(共400条),每对来自同一创作者,一条带AIGC披露,一条时间最接近第一条帖子且没有披露信息。下载后去掉TikTok界面信息(包括披露标签和互动数据),保留平台水印、音频和原声。该子样本中AIGC披露视频点赞仍更少(b=-0.13,p=.035),说明样本有代表性。

方法:用OpenAI Whisper转写音频,LIWC-22提取语言特征;提取亮度、色彩、锐度、运动强度、场景切换等视觉美学特征;用CLIP生成视频级语义嵌入并与主题标签比较,提取语义结构特征。将这些客观质量特征加入研究1模型。

结果:在不同控制组合下,AIGC披露系数均为负且显著。

研究2B:消费者主观感知

目的:检验主观质量、创造力、AI看法是否能解释参与度差异。

样本:697名大学生(TikTok熟练用户,M_age=19.75,女性占比46.6%)。

设计:参与者观看研究2A的400条视频(不显示AIGC披露),评价整体质量、视频质量、音质、有趣性(4项质量指数),创造力、独特性、独一无二性(3项创造力指数),并判断“是否由生成式AI创建或显著编辑”;每人最多评价10条视频,最终收集了5,277条视频评分。

结果:质量指数与平台互动正相关。原本包含AIGC披露视频的主观质量略低(2.98 vs 3.04,b=-0.06,p=.021),但控制了质量指数后,研究模型显示AIGC披露仍预测了更低的参与度(b=-0.13,p=.042);创造力差异不显著(2.49 vs 2.55,p=.122);原无披露视频中8%被多数人认为AI制作,原披露视频中36%被多数人认为AI制作,但“被多数人认为是AI制作”并不独立预测更低参与度(p=.221)。因此,主观质量感知组间差异很小且不能解释披露效应;创造力、AI信念也不支持。

研究2C:评论语言分析

目的:检验质量、人工智能警惕、准社会关系能否解释参与度差异。

数据:从研究1选取粉丝≥1万的创作者帖子爬取评论(评论数非零但低于99百分位);用TikTok Research API每帖最多收集1,000条评论,共收集约190万条评论,来自56,720条帖子、791名创作者;其中仅1,791条评论来自82条AIGC披露帖子。

方法:利用LIWC-22编码语言、社会、认知、情感类别,标准化后用与研究1模型类似方法分析。

结果:

质量解释:整体语调无差异,积极情绪无差异;负情绪在AIGC帖下反而更少(b=-0.07,p=.004),与“质量差”引发负面情绪的解释相反。

人工智能警惕:风险和道德指标衡量都不显著。

准社会关系:AIGC披露帖子评论中人称代词比例更低(b=-0.11,p=.010),即更多用“它/那个”而非“我/你/她”,心理距离更远;朋友/家庭相关词语指标方向正确但不显著。因此,这一探索性分析不支持质量差异和人工智能警惕的解释,初步支持了准社会关系下降的机制。

研究3:AIGC披露的因果影响

目的:在控制内容完全相同条件下,仅操纵AIGC披露,检验因果。

样本:在Connect平台招募303名被试,剔除异常被试后,最终290人(平均37.44岁,49%女性)。

设计:先看一条无披露参考视频并报告点赞可能性;再看内容完全相同的目标视频,随机分为有/无AIGC披露。目标视频刺激材料部分含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测量点赞意愿、五项质量感知、操纵检查。

结果:AIGC组仅57.5%注意到披露,控制组5.6%误认为有披露。披露组点赞意愿边缘更低(4.47 vs 4.90,p=.079,d=.21);正确识别披露的子样本中效应显著更大(4.06 vs 4.98,p=.002,d=.45)。质量感知无差异(4.70 vs 4.65,p=.693),在正确识别子样本中也无差异。因此,披露本身可降低参与度,但对质量感知没有显著影响。

研究4:披露来源对参与度的影响

目的:检验“平台强制披露”与“创作者自我披露”、以及说明AI只用于非核心元素,能否缓解负效应。

样本:在CloudResearch招募被试600人,进行2(无平台披露vs平台披露)×2(无自我披露vs自我披露)组间实验,最终样本为565人(平均38.78岁,49.6%女性)。

设计:观看图片帖子:日式早餐窗边雪景,雪由AI添加。测量点赞意愿、操纵检查、注意检查。

结果:平台披露主效应显著负向;自我披露主效应也显著;交互显著。仅平台披露组点赞意愿,显著低于无披露组(p<.001);平台+自我披露组、仅自我披露组,均与仅平台披露组无显著差异。正确识别披露的子样本结果类似。说明自我披露并未缓解负效应,说明AI只用于非核心元素也未缓解。


研究5:中介检验——努力与准社会关系

目的:直接检验“AIGC披露→感知努力下降→准社会关系下降→互动下降”的串行中介,并排除AI厌恶和独特性需求的替代解释。

样本:在Prolific招募503人进行组间实验,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后最终385人(平均46.9岁,50.1%女性)。

设计:先看无披露信息的参考视频,再看目标视频(完全由AI生成),随机有/无AIGC披露标识。互动测量为“更愿意与哪条视频(参考视频or目标视频)互动”:


并测量6项准社会关系、感知努力、对AI的态度、AI使用频率、独特性需求、操纵检查以及注意力测试。

结果:AIGC组参与度更低(-0.29vs0.30,p=.012,d=.26);正确注意到披露的子样本效应更大(-0.98vs0.39,p<.001,d=.63)。全样本准社会关系方向上更低但不显著(3.80vs4.01,p=.166);正确识别披露信息的子样本显著(3.43vs4.01,p=.002)。感知努力显著更低(4.98vs5.90,p<.001),正确识别披露信息的子样本更显著(4.15vs5.91)。PROCESS Model6显示串行间接路径显著(b=-0.13,95%CI[-0.24,-0.05]):披露降低感知努力,降低准社会关系,进而降低参与度;加入中介后直接效应不显著。对AI的态度、AI使用频率、独特性均不能显著预测因变量。


研究6:传递更多努力的披露能否缓解?

目的:如果机制是感知努力,那么传递创作者使用了“更费力”的AI工具应缓解负效应。Photoshop神经滤镜是AI,但被视为比其他AI更费力的编辑工具(预测试F(1,49)=72.107,p<.001)。

样本:在Prolific招募198人,进行三条件被试内设计(平均38.57岁,53%女性)。

设计:每人看来自三位创作者三组帖子(包含三条历史帖子和一条新发的帖子):无披露、Photoshop神经滤镜披露、其他AIGC披露。帖子内容与披露类型随机匹配,顺序随机。查看每组帖子后报告对新发布帖子的点赞意愿并测量3个题项的准社会关系;最后进行操纵检查和注意力测试。


结果:披露条件整体显著。其他AIGC披露组点赞意愿显著低于Photoshop披露组(p<.001);Photoshop组与无披露组无显著差异(p=.303)。准社会关系同上:其他AIGC组低于Photoshop组(p<.001);Photoshop组与无披露组无显著差异。被试内中介显示准社会关系间接效应显著(b=-0.26,95%CI[-0.38,-0.15])。加入帖子内容及交互后,仅披露条件显著,内容及交互不显著。说明更费力的AI工具可缓解参与度下降,且由准社会关系解释。


研













2

启示与局限


理论启示
1.该研究识别出准社会关系是AIGC披露影响消费者参与的新机制。
2.研究强调感知努力是准社会关系中被低估的社会信号。消费者会把创作者投入的努力当作“TA有多在乎受众”的线索。
3.研究区分了AIGC披露的效应与“使用AI创作”本身的效应,推进了AI与人类协作与消费者反应文献。

管理实践启示

1.对平台而言,披露设计不只是“贴不贴标签”,而是“如何贴”。应当区分AI工具类型、使用程度和创作者贡献,可能缓解负效应。

2.对创作者而言,简单自我披露并不能缓解负面效应;更有效的做法是具体说明AI用在哪里、自己投入了什么,让消费者看见人的贡献。
3.对政策制定者而言,需明确AIGC披露的目标是“确保多数人注意到”还是“提供可查询的溯源信息”,并考虑披露对创作者经济的成本。论文粗略估算,AIGC披露帖子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TikTok每月约多损失3.82亿个点赞。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1.社交媒体参与很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虽然本研究未发现“对人工智能的警惕”是显著机制,但当内容涉及危险或伦理敏感话题时,披露仍可能触发对人工性的担忧。此外,当内容专门展示AI能力时,AIGC披露的负向影响可能减弱。未来研究还可考察内容类型(如享乐型 vs. 功利型)是否调节该效应。
2.本研究聚焦AIGC披露的效应,而这一效应可与“内容创作中是否使用AI”区分开。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理解这些因素对参与是否具有可分离或交互的影响。
3.消费者异质性值得进一步研究。消费者技术准备度、AI素养等AI相关感知和行为,在更大规模或不同条件下可能相关。其他个体差异也可能调节AIGC披露对参与的影响。例如,若用户将AI使用视为“不公平优势”,可能更不愿参与;若其认可AI扩展创造力的能力,则可能更愿参与。
4.虽然证据支持准社会关系差异源于感知努力,但其他关于创作者的推断也可能起作用。例如,若消费者认为创作者使用AI是因为缺乏独立制作内容的技能,可能降低钦佩感,从而进一步影响准社会关系。
5.本研究未考察使用AI的上游决策。创作者使用AI的原因不同,如无障碍、翻译、效率、构思、视觉效果等。消费者对“创作者为何使用AI”的推断可能调节参与意愿。未来可研究披露中说明使用AI原因是否能调节或缓解AIGC披露的效应。
6.未来应研究AIGC披露的长期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消费者可能从把AI视为“简单捷径”转变为认识到生产高质量内容所需的技术技能;反之,若AI工具越来越易用,而感知创作者努力持续下降,AIGC披露的负向效应可能更大。尽管效应大小可能随时间变化,但可以确定:随着AI输出质量提高,AIGC披露对消费者识别AI生成内容将更加重要。



   

  文章来源及解析作者  













Stephan Carney, Ignacio Riveros, Stephanie M. Tully(2026).Made With AI: Consumer Engagement With Social Media Containing AI Disclosure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解析文献作者:沈丽文,南开大学商学院2026级硕士研究生
文字编辑、排版:沈丽文,南开大学商学院2026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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