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度”为基。“创度”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术语，但在产业语境中，它指向一个可被辨识的实质：一项信息技术服务在技术原创性、模式独创性和生态自主性上的综合密度。换言之，它衡量的是“从源头做出了什么新东西”，而非“把已有的东西做了多少遍”。
这一判断有据可依。根据著作权领域的司法实践，中国对“独创性”的认定标准被概括为“独立完成加创作性”；行业标准文件中，“原始创新性”被明确界定为填补管理或服务空白、催生“新管理、新服务、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能力。落到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领域，信创产业的定义进一步锚定了方向，“创”的本质不是简单地把国外产品替换成国产产品，而是通过自主研发建立一套从底层架构到上层应用的自主标准体系，实现技术可控、生态可控、安全可控。
由此，“创度较高”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可以概括为三个维度的叠加：
技术上，解决的是“从零到一”的问题。不是在开源代码上做二次封装，也不是对已有产品的功能叠加，而是在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EDA工具等关键环节形成自主的技术能力。国产EDA工具华大九天之所以被视为创度较高的代表，正是因为它切入的是芯片设计最上游的“卡脖子”环节，而非下游应用的重复开发。
模式上，创造的是新的服务交付逻辑。人工智能正在推动软件从“功能型工具”向“自主智能体”跃迁，软件开发本身也在经历从“以人为核心的劳动密集范式”向“以智能为核心的人机协同范式”的转换。有企业反映，其平台60%的代码已由AI智能体生成，产品迭代周期从两周压缩至2—3天。这种服务模式的变化（从卖软件产品到交付智能生产力），本身就是“创度”的体现。
生态上，构建的是可自主演进的体系。单点突破固然重要，但真正的高创度最终体现为生态能力：国产芯片、框架、模型、应用之间能否形成顺畅的适配和迁移，开发者能否在自主的技术栈上持续创造。没有生态的“原创”，长期来看难以持续。
从当前产业实践看，创度较高的信息技术服务集中在几个领域。基础软件层的突破最为关键，
行业深度软件是另一类高创度服务的典型，大型平台企业的信息技术服务则呈现出“基础设施化”的特征。
创度较高的信息技术服务，其意义远不止于产业本身。
第一重意义，是产业价值链地位的实质性上移。中国软件产业长期面临一个结构性困境：规模大，但利润薄。2026年上半年，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但利润总额的增速远低于收入增速。原因在于，大量收入来自项目制交付和人力密集型开发，“交付越多、人力成本越高、利润越薄”的循环难以打破。创度较高的服务之所以能改变这一局面，是因为它创造的是“稀缺性”，当一项服务在技术底层或行业逻辑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时，定价权就从甲方转向了乙方。AI驱动的智能编程工具将研发效率提升近10倍，本质上是将人力密集的“劳动”转化为技术密集的“产品”，从而改变了产业的利润结构。
第二重意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自主底座。数字经济的一切应用——从政务系统到金融交易，从智能制造到城市治理，最终都要运行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之上。如果这个底座的关键环节依赖外部技术，数字经济的“自主可控”就缺乏根基。信创产业从“安全可控”向“价值创造”的跃迁，标志着这一逻辑正在被更广泛地接受：自主可控不仅是安全需求，更是价值需求。
第三重意义，是形成应对“AI重构”的主动能力。人工智能对软件产业的冲击是根本性的。未来五年是软件产业格局重塑的窗口期。那些在技术原创性、模式独创性和生态自主性上积累较深的企业，更有可能在这一轮变革中从“跟随者”转变为“定义者”。相反，如果创度不足，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提升反而可能加速低端产能的过剩，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
创度的提升并非没有阻力。当前中国软件产业仍面临几重结构性制约：高端工业软件的关键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三维CAD等领域存在“精度、性能、稳定性不可能三角”；国产AI芯片、框架、模型、应用之间的适配标准缺失，企业选型和迁移成本居高不下；基础软件的中试环节风险高、周期长，市场主体缺乏持续投入的动力。
这些挑战恰恰说明，创度不能靠短期政策刺激“催生”，它需要一个允许长期投入和试错的产业环境。方向是清晰的：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大对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研发的实质性支持，降低中试环节的风险和门槛；另一方面，需要在开源生态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软件价值评估标准等方面形成更成熟的制度安排，让创新者能够从创新中获得合理回报。
（文/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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