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受到管制，中国对日本的稀土磁体出口仍呈现增长态势。为何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

施吉龙的涉外法与合规旅程

2026-03-21

导读：2026年1—2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出口同比增长9.5%至444吨，呈逆势增长态势。这并非管制松动，而是中国由“全面禁运”转向以“最终用户审查”为核心的精准管控。标志着中日稀土博弈进入制度化、穿透式的

全球贸易规则正在加速重塑。最新的政策与监管动向往往比过往经验更能影响企业的风险与机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即时解读最新政策监管变化与法律争议案例，我们可以更早洞见趋势，也能从他人的经验与教训中获得启示。把握信息与判断上的时间差，也是一种一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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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概述

今年1月至2月，中国对日本的稀土磁体出口并未出现同比收缩，反而保持增长。路透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报道称，2026年前两个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出口同比增长9.5%，至444吨。若拆分月度看，1月为221吨、2月为222吨，虽较2025年12月的高位有所回落，但仍显示对日供给并未“断流”，而是转入一种“数量仍在、审批更严、结构更敏感”的状态。

就性质而言，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现行措施并非简单全面禁运，而更接近以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审查为核心的选择性出口管制。因此，市场上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实则并不冲突的局面：宏观统计口径下对日出口仍增长，但微观企业层面的许可、合规、交付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产业界一方面还能拿到部分货源，另一方面又普遍强化“去风险化”与替代供应链部署。

二、事实基础

（一）出口数据层面：同比仍增，但较前期高点有所回落

路透3月20日报道称，2026年1—2月中国稀土磁体总出口同比增长8.2%至10,763吨；其中，对美出口同比下降22.5%至994吨，而对日出口则同比增长9.5%至444吨。这表明，在中国整体对外出口维持增长的背景下，日本并未成为出口塌陷型市场，至少从前两个月累计数据看仍属韧性较强的目的地。

但若看月度节奏，出口并非单边上行。2025年11月，对日稀土磁体出口曾达到305吨；2025年12月回落至280吨，环比下降8%，但仍同比高出31.4%。进入2026年后，1月和2月分别为221吨和222吨，显著低于2025年11—12月的高位。换言之，当前更准确的判断不是“持续快速扩张”，而是“在高压管制环境下保持同比增长，但月度已从抢运高峰回归较低平台”。

（二）管制规则层面：重点不在“全面停止”，而在“军事用途与高风险终端”筛查

2026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1号公告，明确“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并规定第三国主体若违规转移中国原产相关两用物项给日本相关主体，也将承担法律责任。该公告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用途—用户导向而非国别一刀切的商品禁绝。

此后，2月24日，中国又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并将另20家日本实体列入更严格审查的观察/关注范围。路透称，这些规则实际上会切断被列名企业获取若干受控稀土及相关材料的路径，或要求出口商逐案申请、提供最终用途不涉提升日本军力的书面承诺。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对日订单都被禁止，而是部分企业、部分用途、部分材料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

三、为何“受管制而出口仍增”

施吉龙律师认为，可能有以下三种原因：

（一）第一种解释：2025年末存在明显“抢运/备货”效应

路透1月20日报道已指出，2025年12月对日出口同比大增，分析人士认为与日本买家在进一步限制出台前提前备货有关。11月305吨、12月280吨的高位，本身就很像典型的“预期性前置采购”。这会带来两个后果：其一，2025年末数据被抬高；其二，2026年初即便月度回落，只要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累计同比仍可维持增长。

（二）第二种解释：民用链条仍可通行，导致“总量未断、结构收紧”

商务部公告的法律结构决定，只要交易能够证明不面向军事用户、不属于军事用途、也不构成“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最终用途，原则上仍存在审批与出口空间。2月初，路透援引共同社称，中国已在收紧管制下批准部分对日稀土出口。这直接说明现实执行并非绝对封锁，而是许可型筛选。

因此，日本汽车、消费电子、一般工业电机等民用领域，只要终端用途证明链条相对清晰，仍可能持续获得部分供给；真正受到强压的，更可能是军工、航空航天、先进材料、可能转军用的高性能磁材链条。这也解释了为何宏观统计仍有增长，而企业端却普遍感到“材料采购已进入非常困难阶段”。

（三）第三种解释：日本企业库存与供应管理能力削弱了短期断供冲击

路透2月24日报道称，日本企业以维持稀土库存闻名；而TDK则在2月表示，目前仍依靠库存维持生产，同时正推进来源多元化及少稀土/无稀土技术研发。换言之，库存缓冲+替代研发+逐案审批下的部分供货，共同构成了当前“未出现立刻断供”的现实基础。

四、对日本产业链的实际含义

（一）短期：不是“有没有货”，而是“什么货、给谁、多久到”

当前对日本企业最核心的风险，已从传统的价格波动，转向许可证时长、用途审查、名单筛查、再出口责任等合规变量。特别是在高性能永磁体涉及镝、铽、钐、钇等中重稀土时，哪怕总量统计尚可，实际可交付批次也可能因终端用途不明、客户穿透不足、第三国转运风险而延迟。

因此，对日本企业而言，2026年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单纯“价格贵不贵”，而是许可能否获批、合同能否履行、交期是否稳定、最终用途证明是否足够。这会推高合规成本、库存成本与替代采购成本，并使中上游磁材、电子元件、汽车零部件和部分防务承包商面临更高运营不确定性。

（二）中期：日本将加速“去中国化”，但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替代

3月17日至19日的多则路透报道显示，日美已推进关键矿产与稀土合作行动计划，内容包括联合开发、价格机制、库存协调、技术合作与项目投资，旨在降低对中国依赖。与此同时，日本企业也在推进北美及其他来源布局。说明东京的政策方向已经十分明确：把本轮管制压力转化为供应链重构的政策窗口。

但从现实看，替代并不会很快完成。中国仍是全球稀土磁体最大生产与出口国，且日本企业自身也承认在稀土采购上已进入困难阶段。即使日本加速深海资源、回收利用、与美国及澳大利亚合作，短期内更可能形成的是“降低边际依赖”，而非“迅速脱钩”。

五、对中国政策意图的审慎判断：从“资源杠杆”到“制度化约束机制”

基于截至2026年3月的公开制度文件与贸易数据，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及相关两用物项的出口管理，已呈现出由单一资源供给管理向规则化、用途导向的制度性约束工具转型的趋势。其政策逻辑可从以下四个维度予以分析：

（一）由“全面限制”转向“选择性管制”：兼顾民用贸易连续性与安全审查

从已公开措施看，中国并未采取全面停止对日稀土磁体出口的方式，而是通过最终用户与最终用途限制，对特定交易实施差异化管理。

一方面，根据2026年1月6日相关公告，中国明确禁止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最终用途出口两用物项；另一方面，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1—2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出口仍达约444吨，同比有所增长，表明民用领域的部分贸易仍在持续。

据此判断，中国当前措施在制度设计上具有“非全面禁运、而是选择性约束”的特征。其客观效果在于：在维持一定民用供应的同时，对特定敏感用途形成约束。

（二）强化最终用户与最终用途审查：监管范围呈现“供应链延伸”特征

中国近期措施的核心制度创新，在于显著强化了最终用户（End-user）与最终用途（End-use）审查机制。

根据相关公告及后续执行情况：

1、出口限制不仅针对直接交易对象，还覆盖“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间接用途；

2、明确将第三国转运纳入监管视野，对再出口行为设定责任约束；

3、通过限制名单与观察/关注名单制度（2026年2月24日），引入差异化审查强度与个案许可机制。

从制度效果看，这一体系具有明显的“穿透式审查”特征，即对材料最终流向实施更深层控制。可以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出口管制规则，强化其对关键原材料在全球供应链中流向的影响力。

（三）通过许可与审查机制提高交易不确定性：客观上增加供应链合规成本

在执行层面，中国通过以下工具组合，对对日相关贸易施加了更高的制度性约束：

（1）个案审批（case-by-case approval）机制；

（2）对观察/关注名单企业要求提交风险评估与用途承诺；

（3）审查周期不确定性上升。

已有企业公开表态显示，上述措施已对其采购与生产安排产生影响，并促使其依赖库存或推进供应多元化。

据此，可以认为：中国当前管制措施在客观上显著提高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与合规成本。这一制度效果可能在短期内削弱供应链调整的效率。

（四）对外部供应链重构与价格机制讨论的潜在影响

2026年3月，美日发布关键矿产合作行动计划，其中提及将讨论包括价格支持或价格底线在内的机制安排，以支持非中国来源供应链的发展。

从时间与公开信息看，中国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早于该行动计划实施，因此难以直接认定其属于针对该机制的“预防性反制”。

但从结构性影响角度分析：

（1）中国在稀土磁体深加工环节仍具有显著产能与技术优势；

（2）出口许可制度赋予其对供应节奏与结构的调节能力；

因此，可以合理推断，中国当前制度安排可能在客观上影响美日构建替代供应链及价格支持机制的实施效果。

六、对中国出口商的合规风险提示：重点在“穿透识别 + 许可完备 + 持续义务”

1、核心风险点

（1）最终用户/最终用途识别不足风险
在现行规则下，若出口商未能合理识别最终用户或未发现其可能涉及军事用途或“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用途，可能被认定为未履行审慎审查义务。

（2）名单主体交易风险（严格责任倾向）
与被列入限制名单的日本实体发生交易，原则上构成高风险行为；即使通过中间商完成，也可能因“实质最终用户可识别”而被追责。

（3）第三国转运连带责任风险
若明知或应知货物将经第三国转运至受限主体或敏感用途，出口商仍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典型为“间接出口/规避出口管制”认定）。

（4）许可文件瑕疵或失实风险
最终用途说明、最终用户声明、合同文件不一致或存在重大遗漏，可能导致许可撤销或行政处罚。

2、操作性合规建议

（1）建立“三级尽调”机制

一级：客户身份核查（工商信息、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

二级：最终用户穿透（要求披露终端客户及用途）；

三级：用途合理性审查（是否存在军民两用转换风险）。

（2）强化最终用途文件体系

建议至少包括：

End-Use Statement（最终用途声明）；
End-User Certificate（最终用户证明）；
不转用于军事用途承诺函；
不再出口或转运承诺（含第三国）。

（3）合同嵌入“出口管制条款”

包括：

用途限制条款；
再出口限制条款；
信息披露义务条款；
违约终止权（如发现用途不合规）。

（4）建立“动态监控”机制（Post-shipment compliance）

对高风险客户实施：

定期用途确认；
抽查终端使用情况；
交易异常预警（如异常订单量、转运路径变化）。

其他主体，比如日本进口商、第三国转运主体（贸易商/分销商）等，相关的风险点以及合规提示，建议向有关律师及合规顾问进行咨询。

七、结语

2026年一季度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出口的逆势增长，并非管制失效，而是中国出口管制体系向“精准化、穿透式、制度化”转型的集中体现。这一现象揭示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底层逻辑已发生质变：贸易总量不再是衡量关系冷暖的唯一指标，“终端用途的安全性”已跃升为跨境交易的最高准则。

对于全球产业链主体而言，这一增长背后的“合规高压”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关键矿产已彻底脱离单纯的商品属性，转变为带有地缘政治约束力的战略杠杆。在“民用保障、军用切断”的双轨制下，企业间的竞争已演变为合规成本与供应链透明度的博弈。未来，中日稀土贸易将长期处于“可控供货与动态制衡”的动态平衡中。相关主体唯有建立起超越传统贸易框架的穿透式合规体系，方能在这一高频调控的制度丛林中实现战略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