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高庆辉：集约建构 | 文化与技术的共构

你有没有想过，当烟花散尽、掌声落幕，那些为盛会而生的体育馆，后来怎么样了？

厦门的海边，有一座体育场。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身旁的沙滩上满是欢声笑语。老人坐在长椅上吹风，周末家长带着孩子们搭帐篷、放风筝。到了晚间，演唱会的灯光在馆内亮起，万人合唱，海浪和鸣，是生命中难得的感动。

这座能装下六万人的体育场，没有变成城市里一个沉默的句号，而是成了生活里一个个逗号——日常的气息，从看台蔓延到海边，又从海边流回场内。

洛阳的郊外，有一座博物馆。建在一片千年都城遗址之上。然而预约要提前一两周，队伍也从门口一直排到路边。年轻女孩穿着汉服、男孩扮作古人，没有想象中的肃穆与疏离，彼此在谈笑间按下了快门。

一座建筑有超越时空的魔力，不是因为它“好看”，而是因为它让人感到：原来历史不是被锁在玻璃柜里的，历史是可以走进去的。

一座体育场，一座博物馆。一个面向未来，一个对话过去。它们各自安静地“活”着，和城市、和人、和时间，保持着一种生动的对话。但它们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一座建筑的生命，到底由谁决定？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江苏省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高庆辉——一位深耕文体建筑领域30年的建筑师，也是CADE2026建筑设计博览会文体建筑主题展区的策展人。

厦门白鹭体育场，是国内首座可在田径场与专业足球场之间自由切换的体育场。

最初，它的定位是一个普通的田径综合赛场——就像很多城市都有的“一场两馆”。但2023年亚洲杯要在厦门举办，赛事需要一个专业足球场。

“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集约的态度，不要去重复建设，因为大型体育场运营压力都比较大。”高庆辉说。他和团队建议做“一场两用”——下层看台可推拉可变，全部采用国产技术。

这座体育场最终成为亚洲第三座、国内第一座实现“一场两用”的场馆。

但高庆辉更在意的，不是“第一”这个头衔，而是这座建筑后来的样子。

“作为建筑师，我们希望把曾经规划的空间更好地释放潜力。”潜力，是一栋建筑最有价值的部分。它意味着建筑不是建完就定型，而是可以随着时代需求的变化而“生长”。

非比赛期间，它承接演唱会和大型比赛。平时，海边沙滩上全是孩子和老人，马路边的集市自发形成，周末家长带着小朋友搭帐篷、房车。

一座6万座的体育场，没有变成冰冷的城市雕塑，而是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但并不是所有体育场馆都能像白鹭体育场这样“活”下来。

闲置的体育场，问题到底出在哪？

很多大型体育场馆，建设投入巨大，赛后却利用率极低，沦为城市闲置的地标。广州亚运会部分场馆长期闲置，北京“鸟巢”“水立方”也曾艰难探索转型路径。有的场馆甚至因为“开门就亏钱”而被直接闲置。

高庆辉认为，闲置的原因不是单一的。

“体育场馆的闲置，问题不在建筑本身，在选址、在运营、在前期策划。”

首先是选址。体育场如果靠着地铁，举办大型赛事显然有利；如果没有轨道交通，瞬间人流的疏散和引导都会受影响。

其次是运营策划。建筑的空间到底能做什么、能办什么活动——这些都必须在设计阶段就想清楚。

还有一个深层问题：千篇一律的复制。

“我们现在很多体育建筑有过多均值化的倾向，很多奥体中心基本上是复制式的——一场两馆，一个体育场加一个体育馆加游泳馆。至于它适不适合当地城市？”

他给出的解法是：结合本地特色。

“有些城市乒乓球基础特别好，有些是排球，甚至一些小众运动。如果在规划设计阶段就结合老百姓当地真正喜爱的运动，考虑一些专业化的球馆，虽然小众，但特别接地气，这种体育建筑才是有活力的、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

不是每个城市都要办全运会。 很多城市的定位就是省运会，没必要互相攀比。关键是想清楚——这座建筑为谁而建？

如果说体育建筑的寿命用“年”计算，那文化建筑的寿命，可以用“世纪”。

汉魏洛阳博物馆，建在千年都城遗址之上——从东周到北魏，六个朝代、1000年，始终使用同一个都城。这里是北京中轴线的基因源头。

这片土地是如此厚重，使得在这片土地上做建筑挑战巨大。

而高庆辉和团队做了一个“古为今用”的思考：用新的语汇诠释传统，让建筑“既不新又不旧，既不老又不当代”。崔愷院士则评价这个设计是“把当代性轻轻地放在厚重的遗址上”。

“我们不希望只是做个坡屋顶、大屋顶就表示跟传统对话。” 高庆辉说。团队在内部结构、空间、建造技艺上寻找历史基因的脉络，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形式。

建成后，这座博物馆预约都要提前一两周。不少的年轻人也会穿汉服、cosplay去拍照打卡。

一座建筑，让过去和未来，在快门声里打了个照面。

这就是建筑的“寿命”——它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存在年限，更是它跨越时间、连接世代的能力。

从厦门到洛阳，从体育场到博物馆，高庆辉用大量项目经验沉淀出一套设计方法论——八个字：“集约、建构、可变、共享”。

但“集约”这个词，常被误解。

“大家谈到集约好像就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去做。”他说。但“集约”真正的含义，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利用最少的资源进行整合，来获得更好的最优的结果”。他举了两个例子：桑基鱼塘，安土重迁。中国人自古就习惯于循环利用现有资源，而不是盲目扩张。

“建构”则是一种对空间与结构性能的清晰理性设计——如何用最少的材料、最少的能耗，造出最合理的空间。

两者合在一起，逻辑清晰明了： “集约建构”解决的是设计层面的问题——面对文体建筑中的高大空间，如何用更少的土地、更少的材料、更少的能耗，造出更高品质的空间？ “可变共享”解决的是运营层面的问题——空间要灵活，要能适应不同场景；建筑要开放，要和城市、市民、景观对话。

八个字连在一起，其实是一套完整的“建筑寿命管理方案”——从设计到运营，从落地到生长。

“好的建筑不一定需要是花钱的建筑，花了钱的建筑也不一定是好建筑。”建筑不是单纯孤立的、地标性的雕塑，而是要真正服务城市，是共享的、开放的。

高庆辉还有一个观点，听起来有点“反建筑”：

“建筑的重点不在立面，而在于功能和设施的提升。”一座建筑能不能“活”下去，取决于它能不能满足新的需求。

而“新的需求”，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对于文体融合的发展趋势，高庆辉对此有两层理解。

第一层是业态融合。体育建筑中加入文化建筑，剧院、礼堂、体育馆、游泳馆融合到一起。老百姓无论是想看书、看展览、健身，还是看球赛、演唱会，都能在一个地方完成。建筑的使用时间更长，运营也更有保障。

第二层是文化性植入。体育建筑本身也应该具备文化性。演唱会跟体育健身没有直接关系，但为什么能在一个体育场里办？因为体育空间的公共属性和演绎属性是共通的。一个能办演唱会的体育场，说明它的空间不止服务于赛事，还能承载更广泛的城市公共生活。

文体综合体正在从单一功能转向复合型城市活力中心。体育场可以开演唱会，博物馆可以办书市和音乐会。空间越灵活，生命力越强。

“业主满意、行业认可、百姓喜欢

——这才是好建筑。”

和建筑打了30年的交道，高庆辉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他主动跟踪文体场馆建成后的使用状况，去回望当年的设计思维是否在运营中得到验证。

“如果一个建筑被老百姓喜爱，这就是建筑师最值得欣慰的。”

“建筑就像一个生命，你把它孕育出来，但它还要更好的去成长。”

看到建筑在不断被使用，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了、成家了、事业顺利了。那种满足感，无法用奖项来衡量。

一座建筑能“活”多久？

答案不在混凝土的标号里，不在钢结构的跨度里。

在选址里，在运营里，在前期策划里。

在它是否为未来留出了“填空”的余地，在它是否真正融入了市民的日常，在它能否跨越时间连接不同世代的人。

建筑落成的那一刻，不是结束，是开始。

它像一株树，扎根之后，还要继续生长。

这或许就是文体建筑最好的状态：不是建完就结束，而是持续生长、持续被使用、持续为城市和百姓带来价值。

而这些关于"生长"的思考，也将在今年的CADE建筑设计博览会上，被系统地展开。

2026年10月28日至30日，CADE建筑设计博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E2馆举办。

文体建筑主题展区由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策展，高庆辉领衔。今年展区将聚焦新形势下场馆的内核技术与创作理念的提升，带来东南大学团队的新作品。

在那里，你会看到：文化、体育类建筑正在如何从单一功能空间，走向复合型城市活力中心。那些被精心规划的空间，又是如何在落成之后，被释放、被使用、被一代又一代人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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