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小满
近期，古装剧《一瓯春》因署名编剧多达14人引发热议。舆论呈现两极分化：一方批评“编剧越多剧本越烂”，另一方则认为这是维护新人权益的进步表现。
透过现象看本质，长剧项目为何产生冗长的编剧名单？这种工业化生产模式始于何时？剧本质量不佳是否应由编剧全责承担？通过对多位资深编剧的深度采访，我们得以窥见长剧落地背后的重重困境，以及普通编剧在多方博弈中的真实处境。好剧本的诞生，不仅需要稳定的团队，更需要尊重创作规律的专业环境。
编剧数量与剧本质量的辩证关系
《一瓯春》并非孤例。早在2019年，《黄金瞳》便因10位编剧陷入“拼盘”质疑，但总编剧张鸢盎回应称这是团队协作的固有模式；2020年《有翡》集结12位编剧却口碑崩盘，引发原著作者与主演对“魔改”的公开吐槽；2021年《你是我的城池营垒》编剧及各类头衔合计达16人，虽涉及特警职业特殊性，但仍显臃肿；2022年《女士的法则》超10人编剧团队仅获豆瓣5.2分，似乎印证了“人多质差”的观点。
然而，编剧人数与剧集质量并无绝对因果关系。《大明王朝1566》出自一人之手登顶国产剧评分巅峰，而《东八区的先生们》双人编剧却创下低分纪录。事实上，为所有参与者署名往往是行业规范化的体现。据入行十年的编剧张琳涵介绍，按行规只有实际撰写并被采用的内容创作者才享有署名权。另一位编剧小野也表示，受此前行业事件影响，如今片方更注重规避舆论风险，给予新人编剧更多尊重与正式署名，这本身是行业进步的信号。
长剧立项机制催生“编剧工厂”
观众常疑惑多人协作如何避免冲突，但这恰恰揭示了长剧生产的系统性难题。编剧人数膨胀的根源，在于长剧严格的“立项”与“过会”双重关卡。
立项阶段仅需粗略大纲以获取拍摄资格；而过会阶段则需通过平台多轮评审。为提升过会率，项目通常由知名大编剧策划大纲，再由团队新人撰写前5集剧本送审。评审中，平台、资方、导演、商务等多方意见交织甚至对立，导致剧本反复修改，进而衍生出片头编剧、联合编剧、文学责编等繁杂头衔。
所谓“联合编剧”未必执笔，可能是合作方或平台审核人员；“文学责编”除历史顾问外，也包含挂名的原作者或名家。真正致命的是，若项目评级不高导致预算缩减，原定编剧常被替换。接手者在不熟悉剧本、工期紧、定金低且多方干预的情况下仓促上阵，剧本质量自然难以保障。
回顾2016年前后，原创长剧制作周期充裕，编剧团队多为内部员工，待遇虽不高但能沉浸式创作，沟通顺畅。然而自2018年起，随着网剧爆发式增长及广电总局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平台采购趋于谨慎，项目过会成为争夺战。“安全、可控、符合爆款公式”的剧本更受青睐，配合度高但缺乏创作自主性的编剧反而更容易存活，耐心打磨作品的环境逐渐消失。
多方博弈下的话语权失衡
长剧从立项到播出历时数年，存活率远低于短剧。制作方、平台、导演、演员等各方为降低风险或谋求利益纷纷介入，使剧本创作演变为复杂的话语权博弈。
作为出资与播出方，平台掌握核心话语权。编剧张琳涵指出，遇到懂创作的平台是幸事，反之则痛苦不堪。许多导演虽职位重要，却未必精通剧本，真正既懂剧本又懂拍摄的导演已是凤毛麟角。编剧小野曾亲历平台制片坚持浮夸情节，最终依靠有话语权的导演才得以否决。她坦言，非编剧人员提出的意见往往基于自身立场而非专业经验，“自嗨”成分居多。唯有具备爆款战绩或行业口碑的编剧，才有能力捍卫剧本完整性。
制片人同样面临巨大压力。在甲方市场环境下，优秀制片人需兼顾剧本、制作、融资、成本控制及各方协调。随着长剧市场收缩，平台进一步抬高门槛，如腾讯2025年新规要求开机前完成全剧本验收，资源向头部项目集中，编剧边缘化处境未改。
尽管AI短剧与中剧兴起，部分观点认为其能倒逼内容精炼，但对多数编剧而言，长剧仍是情感表达的核心载体。中剧更多是平台降本无奈之举，质量参差不齐。当前影视行业呈断崖式分化，腰部编剧生存空间被挤压。观众眼中的烂剧，实则是创作规律向现实利益妥协的拼凑产物。在这条人人可插手的流水线上，最懂创作的编剧反而处于话语权底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