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FT洞察 | 中国工商银行刘珺行长在第四届中国金融学科年会上的致辞

2026/09

刘珺行长在致辞中指出，AI所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改变世界。大语言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世界模型等新技术不断拓展人类的科学边界、工程边界与认知边界，科技创新已成为整个生产体系中最核心的要素投入，推动经济金融发展实现变轨与跃迁。在他看来，AI或AGI对经济系统带来的不仅是量变，更是质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复杂程度呈几何级数增长。从摩尔定律到规模定律的演进，再到韬定律在时间微缩维度的进一步优化，AI的发展持续挑战传统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一般均衡理论逻辑框架。数字经济基于系统集成、信息共享、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呈现模块化、参数化、组件化特征；与此同时，多元化、多维化、交互化的“问题群”“矛盾群”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存在，甚至演变为问题系统、矛盾系统。

二是具备前所未有的广域联通特征。AI时代的原发性创新往往对资源、效率、精度有极致化需求，极大激发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乃至全宇化基因。尽管近年来地缘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的割裂与碎片化，但AI技术和数据要素的通用属性仍在更高维度增强一切时空的联通。刘珺行长表示，尽管国家层面的AI产业竞争和政策博弈日趋激烈，但在企业和用户层面，各国已通过模型开源共享、海外算力租赁、跨境数据协作等市场化方式实现深度嵌套融合。新一轮科技变革更加呼唤全球化，并可能成为全球化的新引擎。

三是驱动行业和企业层面的组织形态重构。AI时代知识获取与信息处理的成本被压至极低，或将打破企业原有的知识分布与分工格局。在企业内部，中间层级趋于压缩，头部的“判断力密度”与末端的“执行力强度”，即专业团队经AI放大形成的组织能力，将决定企业的效率与竞争力；在企业与客户之间，AI智能体或成为庞大的消费与生产节点，客户交互方式由导航式操作转向委托式执行，企业获客逻辑转为争取智能体的选择偏好，产品形态也由“货架式成品”转为可供AI调用的“底层能力模块”，商业竞争或加速迈向B2A（Business-to-Agent）新范式。同时，有限公司、合伙制等普遍性的公司组织方式也正被一人公司、无人公司等新形式不断解构再建构。

刘珺行长认为，面对AI技术推动的范式变革，金融亦需加快自身变革的脚步。

一方面，要适配科技创新对金融资源的极致化需求。传统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以成立时间为横坐标，描画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再到成熟的一条连续S型曲线。如今这条曲线正变得愈发陡峭，曲线上不断出现拐点和断点。尤其是前沿科技企业，初创期就带有很强的规模效应，一旦跨过算力阈值、打通产业化链路，会在极短时间内跃升为科技独角兽甚至科技巨头；反之，将很快被市场淘汰。相较成立时限，以“算力规模”或“数据密度”作为新的横轴，可能是刻画AI企业成长规律的更优选择。企业估值的重心不再是财务变量的“时间贴现”，而是技术与算力的“科技溢价”——一种期权式的新的企业价值。金融产品和服务亦需围绕新的市场逻辑进行调整甚至重构。

另一方面，要承接AI对金融运行可能产生的反作用力。当前AI依托数据聚合、算力爆发、算法迭代等实现加速突破，相关投资强度正急剧跃升且未见放缓迹象，市场对“AI泡沫”的讨论随之升温。刘珺行长表示，从市场支持对未来社会有益的每个创新想法、每项实验、每家公司的视角看，靠前进行AI基础设施布局无疑是明智之举；但持续升维的技术迭代对经济的复杂性和服务人类需求的有效性施加了强大的反作用力。他提出，路德类行为不可取，但“技术至上”的“科技原教旨主义”同样不可取。深化金融的现代化、智能化、国际化进程，绝非为复杂而复杂，衡量复杂性是否有效的标准，只能是更好满足多元金融需求和服务实体经济升级。直接融资体系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全面金融解决方案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正是中国金融体系接得住科技“回旋镖”的关键着力点。

从金融学科研究的角度看，刘珺行长认为AI亦将带来底层逻辑的深刻变革。

一是科学与技术的互动模式在重塑。回顾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人类主要依靠经验归纳、数学抽象与哲学整合来洞悉世界，囿于生命长度与身体局限，只能在不同领域展开具体的、分学科的探索。而AI尤其是AGI的出现，其意义不仅是服务人类的新工具，更可能成为与人类平行的主体——凭借能量相对不受限、约束条件相对较小等优势，通过底层统一、数据集成，具备将现有学科分类彻底重构的潜力。进入AI时代，科学与技术的泾渭不再分明，技术的科学化和科学的技术化特征相互交织，传统科研模式正从“经验试错式创新”走向“计算预测式创新”。刘珺行长援引数据指出，2025年我国企业拥有的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比超过四分之三，显著高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企业已不仅是技术转化与应用的主力，也在反向定义科学问题、驱动科学研究探索。面向应用、基于场景、聚焦实需的科技发展轨迹日益清晰，“用”是验证科技质效的实践定律。

二是金融与跨学科前沿深度交叉。金融属于大范畴的经济学门类，而经济学更接近一门跨领域的综合学科，很难说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刘珺行长表示，解析AI时代新的经济学课题，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愈发显著——依托计算机科学、社会学乃至更广泛的STEM，学界得以对高维非结构化数据开展语义解析与因果关联，实时捕捉市场微观预期与宏观情绪外溢；借助复杂网络理论与统计物理学，能够更好刻画AI时代复杂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与传染路径；而探讨人机共生语境下金融权责分配的技术规范，又离不开法学、伦理学等。金融研究不能局限于一隅之地，跨学科的知识攫取与融会贯通，将是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

三是全球金融合作与治理方案的一体演进。AI时代的语料、词元、算力、开源架构等新要素天然跨国别、天然开放，与传统基于属地原则和物理空间的监管体系形成一定错位。如何前向设计契合AI时代的治理框架，并应对技术发展可能导致的责任模糊和分配极化，正成为关乎全球治理走向的重大课题。刘珺行长提出，弥合这一治理赤字，要求超越地缘零和思维，寻求超国别的、系统性、一体化的解决方案，至少是一定范围内可协调的框架和措施。未来的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在制度设计环节就把公平和分配纳入议程，将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成果转化为人类社会福祉的普遍提升。

刘珺行长还指出，理论创新亦来自对旧命题的新解释。比如市场供需问题，农业时代有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工业时代发展为基于多市场互动的一般均衡，而AI时代生产与消费日趋融合，又呼唤新的理论框架；又如个体动机问题，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为基石，行为经济学引入了有限理性概念，而在AI技术驱动下，经济人的认知、选择、决策和互动模式都将有新的深刻变化。这些都要求突破既有框架、研究前沿命题，积极开拓和完善适配AI时代的金融理论框架。

今年恰逢中国工商银行主办的学术期刊《现代金融研究》创刊三十周年。刘珺行长在致辞中表示，三十载笔耕不辍，三百期文以载道，这本刊物不仅记录了中国金融改革波澜壮阔的历程，更成为连接理论探索与政策实践的重要桥梁。他代表主办方向三十年来给予《现代金融研究》厚爱与支持的广大金融学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据公开报道，本届年会还设置了“名刊社长主编谈金融学科发展”圆桌论坛，《现代金融研究》与《金融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期刊相关负责人围绕AI时代学术阵地的使命担当展开对话。

从经济系统的质变、金融自身的变革，到金融学科研究的底层重构，刘珺行长的致辞勾勒出一条清晰的问题链：当AI重新定义生产函数、企业形态与知识边界，中国金融的现代化、智能化、国际化，需要新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这场关于“迈向AI时代的中国金融”的讨论，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