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单位老板曾经说过，中国真正做品牌的没有几家，大多数都是披着品牌的外衣做着“投机”的事情。
对此，我深以为然。对于很多单位来说，包括品牌、IP、人员以及一切因素只不过是工具的代名词，在某些条件下皆可以弃之如敝履。
以东方甄选为例。东方甄选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品牌”，在它之前有无数个倒下的，也有在大环境条件不成熟下超前搞超前倒下的。那么，东方甄选为何突然就爆火了呢？
这和商业模式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商业模式没有丝毫的创意和创新，很多单位都比他们搞得要早。
当然，和他们的管理更没有关系，管理只是任何单位必然的现象而已。
我认为和大环境、时机、内容、资本有关系。
从大环境而言，2023年是疫情解封之后的第一年，人们的消费模式已经成熟，用户更喜欢在硬件消费的同时获得更好的心理体验。
这就需要流量和内容的交集。没有流量，再好的内容也需要时间的叠加，当然，没有好的内容，再好的流量也是过眼烟云。
偏偏在今年6月份，东方甄选因为某种巧合具备了这两项因素的交集。解决流量这块，虽然没有公开的信息说明，但是闭着眼睛也可以想到，有投入就必然要在流量保证这块进行了投入。
其次，就是合适的内容。合适的内容来源于人的创造，就会表现为具体的人，毫无疑问，这个时候董宇辉就是了。
问题是，当爆火的结果产生之后，相关人对结果产生的原因发生了分歧。对于管理者和运营者而言，他们认为是自己的流量规划起了作用，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他们会对利益的分配产生质疑，见不得合适内容的创造者和代言人获得更高的收益和待遇。
如果这个时候CEO本身也是内容的创新者，这样的双重身份，他就可以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CEO只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不具备后者的角色，那么他就会偏向于他们的规划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个时候，后者，作为IP内容的创造者和代言人，如果得不到认可和更高的待遇，就会有一种被打压的感觉。双方的矛盾会逐渐地激化，激化的结果只有两个可能性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平台将品牌虚化，为管理的突出贡献寻找各种理由，推崇管理主要人物，后者逐渐被淡化、边缘化，第二个后果就是平台依旧将品牌虚化，为推出实利主义的价值观内部文化做铺垫，运营人员被赋予很高的位置，管理者获得实际的利益。
董宇辉事件之所以影响大，在于这个事件本身的流量用户大，已经形成了流量IP和标签，这群人比较认人。所以，董宇辉的版本就有点特殊。
作为平台而言，一方面要对用户有所交代，一方面也要对资本有所交代，采取一种看似皆大欢喜的方式来实现平台最大化利益。
要么彻底摧垮，要么彻底同化，如果这两个要么不能实现，那就要靠弯道来实现要么的结果。显然，东方甄选选择的是靠弯道来实现要么的结果。
东方甄选不是个例。其实这种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不过他们比较知名，所以搞得全国都知道了。
这种冲突，类似于刘邦与韩信的冲突。刘邦不喜欢在统一的大汉王朝再出现异姓王，尤其是像韩信这样具有重大威胁的存在。刘邦的策略是将韩信封为有名无权的淮阴侯，并圈养在京城的府邸当中。
当刘邦不得不出征的时候，还是希望韩信一同前往，但是只能当个智谋的角色。也就是说，你韩信可以出力出智慧，但是所有的成果都要挂在我刘邦的名下。
但是，年富力强的韩信不愿意这么干。这个时候大汉王朝的CEO吕后就说了，韩信这是要谋反啊。刘邦董事长不适合出面，离开了京城打陈豨去了。
CEO吕后就派萧何将韩信骗进皇宫，直接实施了物理性消灭。希望董宇辉事件不要暗合这个故事。我们更期待的是，在互联网已经普及的新时代，中国能够创新管理、创新运营、创新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