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开启了超连接时代，全球性颠覆数字平台运营成为特征。据路孚特（Refinitiv）数据，2021年上半年非洲技术、媒体和通信（TMT）领域宣布37宗跨境并购，价值7.68亿美元。新冠疫情加速了全洲数字经济增长，持续的技术需求引发了金融、能源、交通、零售、健康及农业等行业的广泛跨界颠覆。
数字市场具有多边平台、规模回报巨大及网络效应复杂等特点。因此，竞争主管机构正提出有别于传统市场且尚待检验的新反竞争损害理论。
从非洲视角看，市场动态演变为结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参与者通过整合触达原本无法覆盖的消费者与供应商。为此，竞争主管机构需在维护监管重要性与促进创新投资间取得平衡。非洲在合并控制、滥用支配地位及卡特尔行为方面的共同议题，凸显了竞争监管与数字经济的紧密联系。
合并控制
合并控制推进竞争政策目标的有效性，取决于主管机构避免两类错误的能力：假阳性（阻止本应获准的合并）与假阴性（放行本应禁止的合并）。
主管机构日益认为，数字交易中假阴性（未能识别反竞争行为）更易发生，暗示该领域执法不足。核心问题在于，主管机构是否具备足够资源和能力审查数字市场合并案。
市场界定
数字时代市场界定日趋复杂，尤其在社交网络等用户无需付费的“零价格市场”中更为显著。
此外，在双边平台市场中，需厘清平台与各侧关系是独立市场还是单一市场，以及是否必须始终考虑两侧间的相互作用。
新兴观点认为，鉴于数字市场边界难定且变化迅速，竞争评估应降低对市场界定的依赖，转而聚焦损害理论与反竞争策略识别。这一观点因传统经济测试在数字市场应用中的方法论困境而进一步强化。
合并门槛
通常仅当合并方满足营业额、资产或市场份额等财务门槛时才需申报评估。然而，财务门槛可能导致对数字市场影响重大的交易因未达标而逃避审查。“合并蔓延”风险加剧了这一担忧，即大量小型初创企业被收购虽单笔交易微小，但累积可能对市场竞争产生重大影响。
鉴于数字市场的动态特性，监管机构认为传统财务门槛方法或需调整甚至取代。例如南非正考虑结合交易价值与市场份额指标，以初步评估是否强制申报。
杀手式收购
大企业收购小型初创企业是数字市场关键特征。初创企业常借此获取扩张资金，产生促进竞争效果。非洲拥有全球增长最快的科技初创生态，未来监管机构或将重点关注区分旨在改善产品的竞争性收购与旨在消除竞争的“杀手式收购”。
在南非，此担忧促使监管机构加强对原无需申报的数字交易审查。其最新《小型合并指南》修订草案要求，涉及数字市场参与者且基于交易价值或市场份额的小型合并必须申报。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主管机构已识别出支配地位企业可能损害竞争的特定行为。数字背景下，现有损害理论是否适用或需新理论尚存疑问，且部分滥用行为的评估方式仍不明确。现行框架下，某些行为被视为自动违法，无抗辩空间；其他行为则依据竞争影响进行分析。
自我优待
自我优待指给予自身产品或服务优于竞争对手的待遇。双边市场中的主导企业可能利用一侧的市场力量在另一侧获取优势。主管机构视其为潜在有害行为，因其可能巩固主导地位并排斥对手。
数据获取
海量数据的获取、处理与分析能力赋予主导企业比较优势。主管机构担忧企业利用用户数据排挤对手。鉴于数据的重要性，关于数据是否构成“必要设施”及拒绝访问是否构成反竞争行为的争论持续不断。
在南非，若“必要设施”支配者在经济可行时拒绝向对手开放，可能面临滥用指控。但将数据视为“必要设施”并强制共享存在诸多困难：数据无处不在、可复制且价值各异，且难以保证某实体数据对另一实体至关重要。
此外，强加数据共享义务可能助长搭便车行为，使对手得以反向工程专有算法，进而阻碍数据驱动平台的创新投入。同时，向对手转移数据还可能引发隐私问题。
算法的使用
人们日益担心算法导致排他性反竞争行为和消费者损害。潜在理论包括：利用排名算法操纵消费者选择、对不同消费者实施差异化定价/条款，以及操纵平台排名以排除对手。
现有框架下，检测或评估算法反竞争性质尚不明确。此外，在评估滥用行为时，导致自动化流程的算法能否被视为“单方”行为，仍是概念性难题。
卡特尔行为
主管机构担忧数字市场改变了互动性质，质疑算法是否比传统人际互动更高效地促成价格及交易条件的协议或协调。
反垄断机构的挑战之一，在于界定虚拟信息流动导致的默示共谋与单纯市场透明度及机器学习适应趋势之间的界限。
竞争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融合
全球政府已偏离纯粹经济学导向的竞争监管，转向承认并满足现代社会更广泛需求的模式。随着数字创新使更多个人和企业进入经济领域，公共利益原则很可能在数字空间竞争法的制定与实施中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