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门新课，叫作“哲学起步”。在座的大部分是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有的人还是第一次接触哲学，可能觉得哲学是一门非常难懂的学问。哲学的确很高深，但它也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只是在现实中一般人没有考虑到哲学家那样的程度，有些问题与我们的谋生不太相关，平时就被放过去了。而哲学家就是抓住这些问题冥思苦想，把它们想透，这就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哲学体系。
我今天不想介绍这些哲学体系，只想让大家跟着我，来一次哲学上的起步训练。
之所以叫“起步”，大体上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引导大家进入一段哲学思考，而不仅仅是学习一些哲学知识。凭借已有的常识，或者尽量运用我们已经学过的知识，以及生活中的体验，来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思考，来触及人类世世代代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是当今人类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或者平时静下来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这是法国大画家高更的名言。高更原本是一个收入颇丰的股票经纪人，三十多岁时从事绘画，后来抛妻弃子，独自一人跑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专门画那些原始部落中的人的生活，还娶了一个当地土人。他的画是那种特别原始、特别蒙昧的风格。他最后的杰作，也是被他当作“艺术遗嘱”的作品，就是一幅巨幅的油画，画的是那个岛上的日常生活，但是很神秘，好像每一处都隐藏着秘密。
这幅画的名字就是这三个问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是在代表人类发问，也是在代表每一个人发问。一个人从蒙昧中走出来、从沉睡中醒过来的时候，往往会问这三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每一个“我”都会问自己这些问题。
康德曾经讲过，当一个小孩子第一次学会用“我”来说自己并且能够正确使用它时，在他面前就升起了一道光。这道光就是智慧。
我们知道，西方人经常把智慧称为“理性之光”，所以，升起一道光，就意味着智慧开悟了。我们在小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小孩子最开始的时候不会说“我”。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家里，他的小女儿才两岁多，她想要一个玩具，另外一个人就说：“给她，给她。”那个小女孩连忙也说：“给她！给她！”她不会说“给我”，她听到大人说“给她”，她以为自己就叫“她”，她还不会用这个“我”字。小孩子基本上要到三四岁才会正确地使用这个“我”。在此之前，虽然他知道他的名字叫小明—比如说吧—但是，他只会说“小明要喝水”，而不会说“我要喝水”。
他学会用“我”字来代替“小明”是后来的事，而且他还会知道别人也可以用“我”字来代替他们自己的名字。知道别人的“我”和自己的“我”并不是同一个“我”，但可以用同一个“我”字，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可以说，这就开始在他的内心里面照进了一道理性之光，也就是一道智慧之光、哲学之光。这就是最早的哲学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这就已经是哲学起步了。只不过小孩子说出“我”以后就很少再想它的意思了，除非他后来成了哲学家。
在人类历史上，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太阳神的德尔斐神庙上有一个神谕，叫“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是神说的，换成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我自己”，这就是最早的哲学素养。
现在我们把“认识我自己”这个问题做一种展开：怎么认识自己呢？那就要从上面所谈到的这三个问题入手，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现在可以用哲学的术语表达为：
1. 人的本质问题
2. 自我意识的本质问题
3. 自由的本质问题
首先，如果要回答人的本质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因为所谓本质问题，就是要搞清事情的原委。要认清一个人的本质，就要知道他的过去、他的历史。不了解他的过去，就会被他的表象所迷惑。人类也是这样。要知道人的本质，就要了解人类的过去。人类的过去首先就是人类的起源。要了解人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才能抓住人类的本质。当然不光是人类最初的起源，也包括人类产生以来的几百万年中，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这个历史的本质如何理解。还有人类几千年所创造、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它的基本结构是什么，这是人的本质最终的归结点。所以，讨论人的本质要讨论三个问题：人类的起源、人的历史和人的精神。
其次，“我们是谁”。这就是自我意识的问题了。当一个人可以问自己“我是谁”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确有了自我意识。
小明说“我要”，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了“我”就是小明，他就可以用“我”来加在这个名字之上。人家问他：“你是谁？”他可以回答：“我是小明。”当他用这个“我”字的时候，就表明了他对这个名字的反思，他把他的名字“小明”当作反思的对象，这种反思把他提升到了一种普遍性。因为他知道，这个“我”字谁都能用，当他把“我”用在自己身上时，并不是给自己另外取了一个名字，而是使“小明”这个特殊的个体有了一个普遍的“人格”。
凭借这一人格，他可以不用别人代替而参与和其他无数的“我”打交道的社会活动中，他具有了社会一员的资格。反过来，他也就能从“我”这一普遍人格的角度来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与自己这个特殊的个人拉开一定的距离，对自己加以衡量，看“他”像不像“我”。所以，当一个人问“我是谁？”的时候，他是在进行一种自我询问、一种内心审视，将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来进行客观的观察，用自己认可的普遍标准来对自己特殊的言行加以评判。这就是自我意识。
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有了这样一种对自我的观察，有了这样一种对自我的反思和拷问，之后，我到底要什么？我要到哪里去？苏联“解冻”时期，柯切托夫有一部小说叫《你到底要什么》，就是思考人的自由问题，因为人归根结柢所要的就是自由。
还有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小说《你往何处去》，讲早期基督徒受迫害的内容，也是谈这个问题，他由这部小说获得了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你往何处去？”是圣彼得对耶稣基督说的话，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你的自由把你引向何方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凡是人，他的终极目的就是自由，当然对自由的理解又是各各不同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到了哪里才有自由呢？这个一般的问题，到了这里才会出现，它是以前两个问题为铺垫的。
“我们从哪里来”，是过去式；“我们是谁”，是现在式；“我们到哪里去”，是将来式。法文原文并未做这样的语法区分，但这三句问话的内容本身有这样的时态。这三个问题表达了人类的来龙去脉，也规范了人类哲学智慧的三个方面。
认识自己：人与猿到底有什么区别？
在达尔文之前，人和动物在形态学上的本质区别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出现了种种假设。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里也提到了，人类的形态特点表现为能说话的口、能劳动的手，或者再加上能直立的腿。但这种器官上的特点是怎么形成的，他并没有阐明。阐明这个问题是在达尔文的时代，比较经典的说法是恩格斯提出来的，他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人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形成了与猿的根本区别。例如灵活而万能的手就是这样形成的。至于人为什么能直立行走，他的解释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森林的消失、草原的形成，早期的猿不得不从树上下到平地；由于平地的不同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他们就学会了直立行走。直立行走就把前肢、把手解放出来了，手形成以后就可以制造工具，手也变得越来越灵活了。这就是恩格斯的解释。首先是解放前肢，前肢本来是用来爬树的，也是用来帮助奔跑的，而现在前肢可以自由地用来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了。所以他提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他的原话不一定是这样说的，但是后人总结出了这个意思）。
如果要从人的起源来给“人”下个定义的话，通常人们认为，人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人，自从他制造第一件工具起，并且在使用这个工具之后，他就跟猿区别开来，他就是一个人了。这个定义，也是一个“属加最近的种差”的本质定义。其他那些定义，比如人是社会的动物，像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有些人仍然坚持人的语言本性，像卡西尔说的“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定义。他们着眼于比较贴近的种差，但还不是最近的种差，只有制造和使用工具才是最近的种差。
很长时期，恩格斯的这一定义被视为金科玉律，似乎可以解释一切，于是成了人们的共识。现在如果要讲人与猿的区别，那显然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猴子抓来，看它们是不是会使用工具。他首先把它们关在一个大房子里头，上面挂上香蕉，猴子构不到；然后放进一个箱子，猴子站在箱子上还是构不到；再放根棍子进去……有的猴子就毫无办法，但是其中一个猴子灵机一动，抄起棍子把香蕉给构下来了，这就是使用工具。但是人还能够制造工具。你把猴子关起来，给它各种材料，好像也没有看到它会制造工具。这就是人和猴子的区别，这一点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英国有一位动物学家叫珍妮·古道尔，自20世纪60年代起，她对非洲黑猩猩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几十年住在黑猩猩群体旁边，每天都跟它们在一起。她发现黑猩猩居然也有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
珍妮·古道尔
有个例子就是，黑猩猩想吃到白蚁，非洲草原上的白蚁窝到处都是，那是白蚁用泥和唾液制造的坚硬的窝。白蚁的蛋白质非常丰富，怎样才能吃到它们呢？珍妮发现，有一只黑猩猩掰了一根树枝，把它的叶子去掉，制造成一根很实用的“钓竿”，然后把它伸到白蚁洞里去，那些白蚁认为是大敌入侵，纷纷来咬这根树枝。黑猩猩就从白蚁洞里把这根上面咬满了白蚁的树枝抽出来，放到口里顺着一过，就吃到了一口白蚁，然后再把它放回到洞里面去，接着又抽出来，再吃一口，这样交替着来。
珍妮·古道尔后来把这个过程拍成了纪录片，并且写成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这至少说明，黑猩猩也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它掰一根树枝，把上面多余的叶子去掉，这就是在制造工具嘛。你也许嫌它的工具太简单，没有关系，再怎么简单它也是在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物啊。它有很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当作工具，来“钓”白蚁。
好了，现在我们能不能说黑猩猩也是人呢？好像不能！黑猩猩不是人，它是猿，顶多是类人猿。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震动，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人们都陷入了困惑之中。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悬念了，但现在这样说不行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连珍妮·古道尔自己也感到茫然了。既然不能承认黑猩猩也是人，那么总得找一点理由来把它和人加以区别，来证明人和黑猩猩虽然都制造和使用工具，但两种制造和使用还是不一样的。珍妮·古道尔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认为人制造工具是双重的、二次方的，即不但能够制造工具，而且能够用他制造的工具再去制造另外一件工具。例如：他先制造一把石斧，再用这把石斧砍一根树枝，把它砍削成一根大棒，这样一来，这把石斧就是“制造工具的工具”。这就是人和黑猩猩的区别：人能够制造工具的工具，而黑猩猩只能制造简单的工具。
这个区别从现在看也还可以，但是，解释得有点复杂。这样解释从类人猿到早期人类的过渡，中间跨越的幅度太大，不太自然。要想到先制造一件工具，为的是制造另一件工具，这恐怕只能是成为人以后很久的事，需要很大的想像力和远见。人要能够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些必要的前提需要准备好。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不必讲得这么复杂，我们只要对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整个过程进行一番哲学思考，就可以形成一种更加单纯的假设。这个假设是我提出来的。
我认为，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与黑猩猩制造和使用工具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从整个过程来看，人类在制造和使用完工具以后，不是简单地把这个工具扔掉—像黑猩猩那样，用完就撂一边不管了，下一次碰到类似的情况，再临时去找材料来制造工具—而是用完了以后，就把它带在身边备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但是人们都没有注意到。所以，我把人的本质定义重新拟定了一下，归结到一个定义—原来那个定义也没有错，但是有缺陷，不够完整，还需要补充，补充以后就是我的定义——“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我的定义与旧的定义的区别就在于增加了“携带”工具，看起来区别不大，其实已经有了本质性的飞跃。携带工具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只有运用哲学的思维才能阐明。
从哲学的眼光看，携带工具表明：人类已经把某些自然物看作他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他与自然界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个“中介”。这个中介既是自然物，同时也是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是他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黑猩猩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自然物，利用完了就把它交还给自然界，下次需要时再去找、去制造。它和自然界还是相陌生、相外在的，工具只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制造出来的。
所以，黑猩猩虽然已经爆发出某种创造性的灵感，能够在某个当下、某个瞬间改造自然界，让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这种能动性还只是偶尔闪现的，是“机会主义”的，还没有固化为它自身的一种日常功能。它所制造的工具也还只是受到过自己影响的自然物，而没有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但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人所制造的工具上面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样一个自然物已经成了他的“延长的手”。我们有时候也说，黑猩猩用棍子构得到天花板上的香蕉，是它把自己的手“延长”了，但那是我们代它做的解释，黑猩猩自己并没有感觉到棍子是它的“延长的手”，否则它就不会拿到香蕉后就把棍子扔了。人们有时候也讲工具是人类延长的手，但是没有去想这里面的哲学意义，而是把这种现象轻轻放过了，以至于人们在定义人的本质时完全没有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但人是真的把工具看作自己延长的手了，而且不光是延长的手，还是比自己的手更加厉害的手、更起作用的手。比如石制工具能够使人的手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比动物的爪牙更结实，比猛兽更厉害……所以说自然物，比如石斧啊、棍棒啊……这些延长的手，都成了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肢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肢体不是天生的，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人的一部分身体。
所以，人对他制造出来的工具是非常爱惜的，绝不会嫌它太累赘而把它扔掉。例如，他制造出一把石斧，也许花了他一年时间，好不容易才把它打造得那么锋利，他怎么舍得把它扔掉呢？也许最开始制造出来的工具很简单，像黑猩猩的那根棍子，那个扔掉了不是很可惜，再找一根也很容易。但随着制造工具的复杂度加深、时间加长，再就是有些材料很稀少很珍贵，如水晶石，人越来越像带着他的宝贝一样带着它，像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带着它。就像自己的手一样，你不可能把自己的手扔掉，那你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工具扔掉。在许多原始人那里，工具甚至是人死了以后还要陪伴在身边，要埋葬在一起的。所以我这里提出来，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是人和猿的根本性区别。
（本文摘自邓晓芒《哲学起步》，本书是根据作者在大学开设的“哲学导论”的课堂录音整理而成。）
《哲学起步》
作者：邓晓芒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
出版时间：2018年9月
（文中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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