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若从其具体主张上讲，实际上并不见得有多高明，这话定会让很多人恼火，但我恳求他们让我诚实地说出我诚实的看法。
〈离骚〉的诉说有三个对象：对君，对自己，对小人。简单地说，对君是忠，屈原标志着对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对士之“弃天下如弃敝屣”的自由的否定，也标志着另一种观念的建立──“忠”。这与荀子是一致的，比起孔、孟，荀子特别强调这个“忠”。
在孔、孟那里，“忠”的对象是普泛的，甚至更多的是指向一般的人际关系，“为朋友谋而不忠乎？”以及“忠”、“恕”并称即是例证。孟子就其个性而言，那种对君主的“忠”，他是撇嘴表示不屑的。但荀子特别强调的就是对君主的“忠”。荀子比屈原稍晚，而且就待在楚国，这是有消息可寻的。
图：视觉中国
忠而见疑，便是怨。这怨之来处，即是“忠”。由忠而见疑所产生的“怨”，是很近于“妾妇之道”的，是颇为自卑而没出息的。更糟糕的是，〈离骚〉还把自己的被委屈、被疏远、被流放归罪于小人对自己光彩的遮蔽、对自己清白的污染。
这小人很像第三者，插足在自己与君王之间，导致自己被弃。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失意官僚普遍存在的弃妇心态，就是从屈原开始的。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
对外在权威的皈依和依恃，导致先秦士人自由精神的没落。屈原的选择标志着路已只剩下一条：在绝对君权下放弃自己的主体选择，除了获得一个特定的君主的认可之外，不能有更多的自由空间。
这几乎是一条绝路。
贾谊、晁错式的悲剧早已在屈原那里发生，难怪贾谊独独心有戚戚于屈原。
好在〈离骚〉中还有对自我的充分肯定与赞扬，大致上洗刷了“忠君”带来的污垢，而保持住了自己的皓皓之白。
这可能是因为先秦士人主体精神的强大基础尚未坍塌，屈原尚有精神的支撑。令人稍感吃惊的是，正是在屈原这样一位向君权输诚的人那里，这种桀骜不驯的个性精神表现得尤其强烈和突出，除了孟子外，大约还没有人能和屈原相比：他那么强调自己、坚持自己、赞美自己（有不少人就据此认为〈离骚〉非屈原所作──他们的根据是：一个人怎能这样夸奖自己）。
而且他一再表明，为了坚持自己，他可以九死不悔，体解不惩。正是这种矛盾现象，使得屈原几乎在所有时代都会得到一部分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
明代陈洪绶所作的《屈子行吟图》 图：Wikimedia Commons
我想提醒的是，在我们大力宣扬屈原忠君爱国爱民的精神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他张扬个性的一面。这后一点，也许是屈原最可贵的东西。谁能像他那样，让自己的个性直面世界的碾压而决不屈服？谁能像他那样，以自己个性的螳螂去挡世界的战车？谁能像他那么悲惨？谁能像他那么壮烈？谁能像他那样成为真正的战士？
在中国古代，优美的抒情作品实在太多了，但像〈离骚〉这样的华丽的交响乐则太少。单从篇幅上讲，它就是空前绝后的；全篇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九十余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篇，几千年来没有人能打破这个纪录。其结构的繁复、主题的丰富、情感的深厚，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作为抒情诗，而能展开如此宏大的篇章，不能不令人叹服屈原本人思想和个性精神的深度及广度。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他形式上的特点，正是由于他自设情节，使得一首抒情诗才能像叙事诗那样逐层打开而逐层深入，深入到精神的深处，游历到精神之原的开阔地带。抒情诗而有了“情节”，也就必然是象征的、隐喻的，所以象征和隐喻也是〈离骚〉的主要艺术手法。
比起《诗经》的比、兴，屈原“香草美人”的系统性设喻与上天入地、求女占卜等等自设情节的使用，是一次巨大的历史飞跃。
图：视觉中国
不管怎么说，屈原仍然是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我们可能听这类表述太多了，但我是认真地说这话的。“第一位”，盖因他之前尚无称得上伟大的诗人，甚至连“诗人”也不易觅得。《诗经》中可考的作者也有多位，有几位还颇有几首诗保存在这被称为“经”的集子中，但我总觉得，《诗经》之伟大，乃是整体之伟大，如拆散开来，就每一首诗而言，可以说它们精致、艺术、有个性，但绝说不上“伟大”。
“伟大的诗人”，须有绝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沾溉后人；须有绝大的艺术创造，可以标新立异，自成格式，既垂范后人，又难以为继。应该说，在这两点上，屈原都当之无愧。就前一点而言，屈原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虽然对他的精神价值，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代代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时我们理解为“忠君”，有时我们理解为“忠民”，有时我们又理解为“爱国”。总之，他已是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力量来源，重要的思想资源，人格精神的诱导。
就后一点说，“屈平辞赋垂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在后半生的人生绝境中数量不多的艺术创造，已胜过楚国王族──也是他的祖先──几百年创下的世俗政权的勋业。他寄托在他诗歌创造中的志向与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刘安和司马迁的共同评价。
图：视觉中国
我们知道，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言九鼎的。屈原的艺术创新，“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超经越义，自铸伟辞，“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这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论家刘勰对他的评价。
一个史界的司马迁，一个文论界的刘勰，两个在各自领域中的顶尖人物，对他的精神与艺术、人格与风格，作这样至高无上的推崇，屈原之影响人心、折服人心，于斯可见。
史学家司马迁。图：维基百科
所以，我说，屈原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几乎都是“大诗”，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烦恼，大疑问。大爱大恨，大悲大喜，他直往个性的深处掘进，绝不浅尝辄止，绝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他就往这不“中庸”的狂狷的路上走，绝不回头，直至决绝而去，一死了之。
他对邪恶，怨而至于怒了；他对自己，哀而至于伤了。较之《诗经》的节制，他的文学形式，他的篇幅与情感，真的是“淫”（过分）了。
所以，我上文说，《诗经》中任何一首诗，单列出来，都略显渺小，它们靠的是群体的分量而占有文学上的一席之地。屈原的作品，如〈离骚〉、〈天问〉、〈招魂〉，以及〈九章〉中的那些杰出的篇目，是可以单独地自立于诗歌之林，单独地成为一道风景，称得起“大诗”的。即如他的〈九歌〉，写苦写痛，写爱写痴，写恋写愁，写盼写思，无不一往情深，直叫人有惊心动魄之感。
传为宋朝张敦礼所作的《九歌图》局部 图：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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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选并改编自《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面向风雨的歌者》
《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
作者：鲍鹏山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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